以轻松幽默的风格，自述了一位农村娃，成长为科技工作者，参加嫦娥探月和天问探火，并做出一点点贡献的故事。六十年的人生阅历，凝聚成了17万字。另外，以诗歌或散文，介绍工作科研、科学普及、差旅见闻、风花雪月、杂感等等。

3   乡村的初中（1978年9月-1981年7月）

1978年的秋天，我们小学校的十几个学生，再加上孙溜公社西南片其他几个小学校的三十多个学生，共计约五十人，开启了在陈庄中学的学习生活。

陈庄中学是我们公社西南片区二十多个村庄联合搞的初中。教室破破烂烂的。窗户上的玻璃几乎没有完整的，门板歪着半边，风一吹，咣当咣当响。课桌比小学强点，至少没缺腿，但是桌面上同样的乱刻乱画，凹凸不平。

我们初一只有一个班，教初一的老师也只有两位——教语文的陈老师和教数学的高老师。陈老师是公办女教师，四十来岁，短发利索，说话带点乡音，但板书一笔一画，绝不马虎。她教语文，顺带把历史课也包了，讲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差点挥起扫把当宝剑，气势十足！

高老师是民办教师，个子不高，教书认真。他是数学课上的魔术师，能从口袋里变出半截粉笔，还能用方言把几何题讲得比评书还精彩。地理课也归他管，讲到中国地形时，直接拿教室地形举例：“咱们这教室，就像中国地形一样，西边漏风，东边朝阳，典型的‘西高东低’！”

英语是没有的。那时候，我们的劳动课倒是不少。每到农忙季节，尤其是拾棉花和收麦子的时候就放假，帮助家里干农活。

体育课更简单了，什么器材都没有。要么是跑步、要么是广播体操，天天一个样。

高老师教学认真又有趣，比如讲正负数和绝对值。他说，“正数，就是你家有俩馍，负数就是你偷啃了俺家两个馍，现在还欠着！”

“绝对值更玄乎！”高老师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欠条，“甭管你欠我5块钱，还是我欠他5块钱——”他哗啦把欠条撕成两半，“在绝对值眼里，都是5块钱！”

陈老师的语文也教得很好。比如有一次她风风火火走进教室，手里扬着课本喊：“今天咱讲《刻舟求剑》！”

陈老师站在黑板前，绘声绘色开讲：“从前有个人坐船，剑‘噗通’掉进水里，他不赶紧捞，反倒在船帮上刻个记号。等船靠岸，他就顺着记号去水里摸剑。”边说还边比划，一会儿当掉剑的人，一会儿假装是那把剑。

同学们眼睛瞪得像铜铃，听得入迷。讲完，教室里炸开了锅。有位同学一拍桌子，扯着嗓子喊：“这人真傻啊，船都走了，剑又不会跟着跑，刻记号有啥用啊。”

陈老师看着这帮笑得前俯后仰的学生，也跟着乐，摆摆手说：“都别笑啦，记住这人的教训，做事可不能这么死脑筋！”

1979年秋季，我们上初二了。初一教语文的陈老师调走了，初二教语文的是张大旗老师。

这位张老师，初中师范学校毕业，课教得还算凑合。可惜好景不长，他胸怀大志，教了我们几个月，突然宣布：“同学们，我要去读大专进修了！”

临走前，他还深情款款地说：“你们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接着又补刀：“虽然很艰难，但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说，一叶扁舟，你把桨都扔海里了，还有啥希望？是你自己还有希望吧，我们都被仍在半路上了。

为了彰显他的“负责”，张老师临走前还突击几节课，带我们狂读还没开始学的文言文，并要求我们今后自己背诵。

由于我们刚刚接触文言文，老师又没讲，也没有参考资料。虽然自己念了很多遍，甚至都会背诵了，但真正的含义一直似懂非懂的。比如，我读《卖油翁》时，当时第一句就理解错了，“陈康肃公尧咨善射”。我一直认为这个人叫“陈康肃”,至于“公尧咨”三个字就更不理解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陈尧咨，“康肃”是人家的谥号，“公”是尊称。

教我们初一数学的民办老师高老师，教得还是不错的，至少课本里的题目都会做的。但某天突然消失了——后来才知道，他因为家里没背景，被政策一阵风刮回了田间地头，不能再当民办老师了。接替他的是刘学军老师，一个二十多岁、梳着中分头的小伙子。刘老师能侥幸当上老师，完全是因为他老爹是公社领导。实际上他自己仅仅是高中毕业，且是文革中的毕业生，水平那是真的太差了。比如解二元二次方程组，他经常不会做。有一次他盯着黑板发呆十分钟，突然冲我挥手：“刘庆会，你哥不是高中生吗？你上来做做试试！”我战战兢兢的在黑板上写写算算，有时蒙对了，全班同学就会发出赞叹的欢呼声。当然，很多时候我也不会做的。刘老师就大手一挥：“这种题估计也不考，就算了吧”。刘老师有时候还让我们给他家干农活，比如去地里收小麦、掰玉米、甚至用地排车拉农肥。我们心里很抱怨，父母交学费是让我们来学习的，又不是免费当长工，如果干农活，我们自己家里有的是，还需要来学校吗？

刘老师的父亲年纪大了要退休了，按政策能让一个子女接班吃公粮，本来刘老师认为肯定是自己接班的，因为他是他家里唯一的儿子。但阴差阳错，却被他的妹妹截胡了。

刘老师的妻子本来就是很厉害的那种人，当场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他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有时上学路过她家时，看见她坐在家门口大哭大叫。有时她还跑到学校闹事，把刘老师搞得狼狈不堪。甚至有时还拿根绳子，挂在树上做出要上吊的样子。本来水平很差的刘老师，教学质量就更差了。

物理课更绝。刚讲完力学和电学，物理老师突然宣布家里有事，从此消失了。光学那一章节，完全没有教。小孔成像等知识，都是我后来自学的。

时间来到了1980年，由于我们这个学校的正常教学根本无法保障，有些公办老师调走，有些民办老师回家，教学质量越来越差，学生们的上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于有一天，公社里传来消息，我们学校解散了。愿意继续学习且成绩较好或家里有点关系的同学，转入孙溜中学学习。不愿意继续学习的且家里也没啥关系的，初中没读完就回家种地了。结果，三十多名同学回家，只有我们十多名学生继续上学。因为大部分同学本来也觉得考不上高中，认为读书还不如早点回家种地打工来的实在。我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我三哥那一年考上了大学，再加上我父亲当时在公社办的水泥管上工作还有点门路，我顺利转入孙溜中学学习了。

孙溜中学，每年级就有四个班，二百多个人，凑齐了全公社的文化火种。教室是红砖瓦房，安装着明亮的玻璃门窗和光芒四射的大灯泡。老师也都是公办老师，拥有良好的学历。菏泽师专毕业的算标配，甚至还有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的学霸。老师们对课本中的所有题都会做，在我心目中很有学富五车的感觉。

教数学的阎老师站在讲台上推着掉漆的眼镜框，愣是把二元二次方程组讲出了评书的架势，什么代入消元法、加减消元法、对称换元法、因式分解法，我第一次知道二元二次方程组还有这么多解法，真是大开眼界。

教语文的刘敦会老师五十多岁，每次上课都非常投入。比如他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读到“先生读书入神”那段，突然把课本一合，袖子一捋，捏着嗓子模仿私塾老夫子摇头晃脑的读书：“金-叵-罗-”，尾音拖得很长。全班正憋笑，他又猛一仰头，仿佛真被“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灌醉了，结果讲台年久失修，哐当一声，刘老师连人带椅子往后仰，全靠扶住黑板才没躺平。“看见了吗？这就是旧式封建教育的余毒啊。”

我们从陈庄初中来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学过英语，就跟突然要去一个陌生星球探险似的。可倒好，高中入学考试忽然决定还要考英语，虽说只有30分，那也跟宝贝疙瘩似的，说啥也不能放弃。

英语老师，就跟临阵磨枪的将军似的，火急火燎地开始了临时抱佛脚的教学大作战。比如陈述句改疑问句，老师跟变魔术似的给我们传授秘籍：“同学们，如果人名下面划了线，你就写‘who’；如果地点下面划线了，你就写‘where’；如果时间下面划线了，你就写‘when’，只要把这几个疑问词写对了，分数就到手啦！”我们就跟得到了什么武林绝学似的，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拼命把这秘籍往脑袋里塞。

接着呢，英语老师又马不停蹄地教我们音标。那音标在我们眼里，就跟一堆神秘的小符号，歪歪扭扭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得那叫一个带劲，嘴里叽里咕噜地念着，可我们听着，就跟听外星语似的，脑袋都快转不过来了。我们硬着头皮跟着念，那场面，就像一群小鸭子在跟着鸭妈妈学奇怪的叫声。

到了讲选择题的时候，英语老师大手一挥，豪气地说：“同学们，实在不会做，就蒙！说不定运气爆棚，分数就蹭蹭往上涨！”这话一出，大家都乐了，感觉像是得到了一个神奇的法宝。我们就这么临时抱佛脚准备着英语考试，一个个都盼着能在这陌生的英语世界里杀出一条血路，顺利考上高中。

政治主要就是死记硬背。农村的孩子天天和鸡鸭牛羊打交道，对政治基本是一无所知。教政治的老师一拍桌子：“同学们！背不过‘四项基本原则’，高中大门就对你‘砰——’的关上了！”

那时的政治课多是些灵魂拷问：“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四项基本原则是哪四项？”老师更是把时事政治汇总成几页纸，让我们背诵，比如1981年1月25日公审“四人帮”；2月发出了“五讲四美”活动的号召；3月计划生育政策强化、党团员要带头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国际政治，当然少不了1981年1月20日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之类。

1981年7月，我们单县的初中生们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战略抉择——填报高中入学志愿。全县共有五个中学：单县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中，排得跟梁山好汉似的，战斗力差距极为明显，堪比从武松到时迁。

单县一中是我们县公认的学霸集中营，每年能有几十个学生考上大学或大专，二中也不错，一般也能考上十几个。比如我三哥，就是1980年从单县二中考上本科的—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而三中、四中、五中嘛……基本属于“重在参与”，偶尔能考上个大专就烧高香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大学那是真的很难。比如1981年，全国260万考生像沙丁鱼一样挤独木桥，最后只有28万人（包括大专）能上岸，录取率只有约10%。搁现在你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当年几乎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希望！考上大学就等于“农转非”，从此就可以和锄头、猪圈说拜拜了。

于是填报志愿那天，教室里弥漫着壮士断腕的气息。班主任虽然语重心长：“同学们量力而行啊！单县一中的门坎比我们公社的老槐树还高，二中的竞争也像抢收麦子……”老师话音未落，全班同学的三个志愿，齐刷刷的都填了“一中、二中、三中”——毕竟谁还没个“万一考上了呢”的美梦？即使考上了四中和五中，估计也考不上大学啊。我当时在学校里学习还算不错的，自己的志愿当然也是一中、二中和三中。

1981年的7月，我们这群初中的同学们，迎来了人生第一次长征–去单县一中考高中！考试的前一天，我父亲推出家里的大金鹿自行车，带着高粱杆皮编的凉席、被单和一块塑料布，当然还有参加考试的我，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

到了单县一中，好家伙！操场变成了大通铺——全县考生都自己带着凉席和塑料布，铺得整整齐齐，就像晒地瓜干一样。各个学校的老师背着手巡视，像将军检阅士兵：“都好好睡觉，争取明天大发挥！”

第二天进考场，有些同学还顶着黑眼圈，活像一群小熊猫，显然夜里没睡好。实际上我也没怎么睡，但头脑还是清晰的。各个公社初中的学生都混合安排考桌，比如我的前后左右，都是其他中学的学生，完全不认识。

发下试卷，还有人试图偷瞄小抄，监考老师就会严厉提醒，严重的还会被记上一笔。

我的数学和语文还可以，感觉作对了很多题。政治背的比较熟，成绩应该不错。理化由于在初二之前基本没有学过，都是初三到孙溜中学后才学的，考得很一般。英语基本上就是利用老师教的那些方法，选择题更是蒙的。

交完卷后，心里就跟揣了只小兔子似的，蹦跶不停，天天盼着出成绩。终于，成绩公布的那天到了，我一路小跑去孙溜中学看榜单，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初中200多人去考试，只有3名同学考上了单县一中。我当时就感觉自己真像中了大奖一样，一蹦三尺高。要知道，我的初一和初二都是在片区的陈庄中学上的，尤其是初二，基本的教学都无法保证。最后居然考上了单县一中，是多么幸运。更何况，我们单县当时的人口是100万左右，而单县一中每年只招生200人4个班，能考上单县一中的难度实在太高了。实际上，即使我们这3个考上单县一中的其他两位同学，最后也没有考上大学。

网友1：那时候高中是不是还有个六中
——作者：有可能。印象不深了。主要是3、4、5中学考大学困难，大家就读的积极性不太高。

2：81年我们初中4个班也是200多人。考了5个到县一中。不容易啊。
——是啊，那时候考一中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