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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到火星（第七章、刘庆会）

以轻松幽默的风格，自述了一位农村娃，成长为科技工作者，参加嫦娥探月和天问探火，并做出一点贡献的故事。六十年的人生阅历，凝聚成了17万字。另外，以诗歌或散文，介绍工作科研、科学普及、差旅见闻、风花雪月、杂感等等。

7   鹿儿岛留学（1997年9月-2003年3月）

1997年9月，我和生活工作了9年多的济南说拜拜，风风火火地跑去日本鹿儿岛大学电气电子工学科留学了！那时候我这语言水平，嘿，日语压根儿就是一窍不通，英语也有点掉链子。更逗的是，日本人的英语也不咋地，交流起来，那刚开始简直就是“鸡同鸭讲”，得花点时间适应适应。所以，我先读了半年研究生，主要任务就是恶补日语，顺便熟悉熟悉日本的科研和生活那一套。

刚到鹿儿岛市，我这第一感觉就是这城市干净得那叫一个离谱！特别是从1997年的济南过来，这对比感简直拉满。比如，鹿儿岛好多小河，甚至那下水道，都紧挨着路边，里头的水清澈见底，那小鱼就在又清又浅的水里欢快地游来游去，更夸张的是，几斤重的大鲤鱼都有的是，感觉伸手就能抓着。当时我就纳闷了，咋没人抓鱼吃呢？后来了解到，日本人爱吃海鱼，对小河里的淡水鱼压根不感冒。而且好像还有法律保护着这些鱼，不能随便抓的，它们就这么自由自在地在水里撒欢。

这城市干净，从垃圾处理这件事儿上也能瞧出来。日本早就实行了严格的垃圾分类，所有垃圾都得乖乖放在专用的垃圾袋里，而且丢垃圾的时间和地点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来收垃圾的就一个人，穿着干净整洁的制服，还戴着雪白的手套，把垃圾袋一个个装进垃圾车。那手套白得发亮，一点脏乱的感觉都没有，就跟新的似的。

购物的时候也有挺多稀奇事儿。比如说，你在一家商店买了鸡鸭鱼肉啥的，装在塑料袋里，然后直接带着这包东西去另一家商店，压根儿没人管你。第二家商店就老老实实收他自己家商品的钱，连你之前在第一家商店买的东西看都不看一眼，这信任感给得足足的。

还有，日本那些24小时便利店，像7 – Eleven（セブン – イレブン）、Lawson（ローソン）、FamilyMart（ファミリーマート）啥的，卖的东西可杂了。食品那是肯定有的，可让人意外的是，还卖一些比较敏感的书籍。这些书就大大方方地和日常用品摆在一起，来买这些书的人也是一脸淡定，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都没有，好像这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申请留学时，联系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林理三雄教授！这老爷子之前在日本通信研究所工作，在微波和通信领域是妥妥的大专家。为啥说他有名呢？你瞅瞅他写论文那架势就明白了。有一回，他给日本电子信息通信学会（IEICE）投了篇论文，摘要里直接就写“我最近在某某研究中取得了好成果”。你就琢磨琢磨，有几个作者敢这么直白地写“好成果”这仨字，那简直是霸气侧漏！

当时林教授59岁，快退休了。而我打算从硕士一路读到博士，这最快也得5年。林教授一想，时间对不上，就把我转手推荐给了隔壁办公室的宫崎智行教授。宫崎教授5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主要研究超导，他研究室的掘江副教授搞的是薄膜发电和蓄电技术，和我将要研究的微波和通信技术，有点搭不上边。掘江副教授还热衷于网页研发，鹿儿岛大学的网页就是他搞的。

宫崎教授又开始忙活，给我找到了刚从日本国立天文台调到鹿儿岛大学的西尾正则副教授。西尾副教授主要研究射电望远镜、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这些技术。得，这三位教授就组成了我的导师“铁三角”，从硕士入学一直到博士毕业，连毕业答辩都是他们仨全程护航，成为了我学习研究的指路明灯。

再说说这宫崎教授，严谨得就像个精密的时钟。干啥事儿都规规矩矩、有条不紊。我之前在济南工作的时候，那就是个不拘小节的主，刚跟他接触的时候，简直浑身不自在。比如说吧，我讲话的时候习惯把手插裤兜，宫崎教授就觉得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每次都像变魔术一样把我的手从裤兜里揪出来，让我把手放到前面。我给电线头剥绝缘皮，那皮掉地上了，宫崎教授就跟个环保小卫士似的，弯腰就给拾起来，还非得让我也跟着学。

还有我和他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这吃饭速度那叫一个快，风卷残云一般。宫崎教授就开始唠叨了，说我不像个绅士，得慢慢吃，要珍惜和感谢食物。他对自己要求那也是相当严格，早上8点准点到研究室，晚上8点准时回去。我也跟着坚持了五年半，每天7点多就到研究室，晚上10点多才回家，就跟和他比赛谁更勤奋似的。

他吃零食的时候，比如吃饼干，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就怕饼干屑掉在桌子上。要是万一掉了，他就跟发现了宝藏似的，赶紧把碎屑拾起来吃掉。你说，当时我日语也不太灵光，他英语也说得不咋地，我俩交流就跟鸡同鸭讲似的，磨合起来那真是费了老鼻子劲了。好在中国人适应能力那可是杠杠的，过了一段时间，还真就磨合得顺顺当当！

刚去的前半年，我是研究生，学日语就成了我生活里的头等大事。生活里买东西、学习上看资料、研究时跟人交流，都得用日语，学习进步的小火箭就“嗖”地飞起来啦。

我学日语的法子也是五花八门。第一招，鹿儿岛大学留学生管理部门给我们开了个日语补习班。每天晚上，我们上一个多小时的课，学基本语法、日常会话啥的。第二招，我就一头扎进日语专业书堆里，尤其是读近藤哲郎写的那本 VLBI 技术的书。书里有很多汉字、公式和插图，囫囵吞枣地看，大体意思居然还能懂个七七八八。有个小插曲，我刚接触VLBI的时候，就跟个懵懂的小迷糊似的。VLBI的发展历史在我脑袋里就像一团乱麻。国内VLBI的现状我更是两眼一抹黑，啥都不知道，完全就是个门外汉。有一回，我和宫崎教授去日本通信综合研究所访问，近藤哲郎招待我们时闲聊。他一看我是从中国来的，还开始研究VLBI技术，就问我：“你从中国来，又开始搞VLBI技术，那你肯定认识上海天文台的叶院士吧？”我脑袋一摇，直接来了句：“不认识。”他一听，乐了，嘴角咧得跟月牙似的，笑着说：“看来你真是才刚刚学习VLBI啊，叶院士那可是中国VLBI界的泰山北斗！”这话一出来，我那脸“唰”地一下就红了，感觉跟被火烤了似的，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真正见到叶院士那已经是1999年的事了。当时，她和钱老师去福冈参加学术会议，我也去参加了那个会议，还是经当时在日本国立天文台的平研究员牵线搭桥，这才跟叶院士和钱老师正式认识了。

学日语的第三招，就是跟日本同学唠嗑，特别是和野见山助手。野见山是宫崎教授的助手，年纪比我还小几岁，因为没结婚，就像个研究室的“常驻居民”，天天泡在研究室，晚上 11 点以后才像个夜猫子一样回家。不管是搞科研，还是学日语，他都像我的小老师，给了我不少帮助。

鹿儿岛市政府也特别够意思，为了让我们这些留学生更好地了解日本社会，给每个留学生发了5万日元的购书券和2万日元的公交券。鹿儿岛市内，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有轨电车，坐一次一般150日元，2万日元能坐133次。不过说真的，鹿儿岛市就50多万人，好多地方骑个自行车溜达溜达就到，方便得很。

我买了自行车，拿着公交券，有时就在鹿儿岛市内晃悠。锦江湾是鹿儿岛的明星旅游胜地，离我们住的鹿儿岛大学留学会馆就1000多米，走着就能到。锦江湾就像个大大的椭圆盘子，湾口朝着太平洋。南北长约20千米，东西宽约10 千米，海岸线就像一条弯弯曲曲的丝带。走到海边，能看到岸边有好多混凝土做的块状体，就像一个个小卫士，防御着海水。要知道，100多年前的1914年1月，锦江湾里的樱岛火山大爆发，引发了大海啸，浪高达到了25米，那场面，就像大自然发了脾气，把沿岸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让人们见识到了火山和海啸的厉害。

锦江湾中间，就是大名鼎鼎的樱岛火山。樱岛火山由北岳、中岳与南岳三座火山组成，最高处1117米，在鹿儿岛市内一抬头就能看见它。它可是个活火山，就像个调皮的孩子，经常冒个烟啥的。要是刮东南风，火山灰就像一群不听话的小虫子，被吹到市内。这时候，市里就会给我们发那种像装水泥的袋子，让我们家家户户把火山灰扫进去。这火山灰很沉，感觉比水泥还重。不过要是刮其他方向的风，就可以在岸边优哉游哉地散步，欣赏火山冒烟的“表演”。

从鹿儿岛市内去樱岛火山，坐轮渡船就行，票价400日元，半小时就到。山脚下绿化很好，还有好多人家住着。因为火山灰形成的土壤特别肥沃，矿物质又多，那萝卜长得跟小巨人似的，有的十几斤重，又长又粗，吃起来还甜滋滋的。萝卜在日语里叫大根，其实它是茎不是根，是不是有点小意外？

鹿儿岛市内有个有名的公园叫城山公园，坐电车20多分钟就到。城山海拔 354米，站在上面，鹿儿岛市区、锦江湾和樱岛火山都能尽收眼底，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公园里植被丰富，四季景色就像变魔术一样，各有各的美。

城山公园里有个著名景点，就是西乡隆盛的铜像。这铜像看起来高大威猛，目光深邃，就像在思考着什么大事情。西乡隆盛可是个传奇人物。他带着大家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结束了幕府时代，开启了明治维新。不过后来，他又反对明治政府的一些改革措施，像征兵制和西化政策啥的。1877年，他在鹿儿岛发动了西南战争，这可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最后，他的军队战败了，他自己在鹿儿岛市内的城山负伤后切腹自尽，这故事听起来还挺悲壮的。

不过对鹿儿岛大学来说，西乡隆盛还不是最有名的，最有名的要数稻盛和夫。他是1955年鹿儿岛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本事大得很，创办了京瓷和KDDI两个大公司。78岁的时候，他还临危受命，出任破产重建的日本航空公司董事长，结果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公司从亏损的大坑里拉了出来，还创造了最高利润纪录，简直就是个商业传奇。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是“敬天爱人”，他还经常讲利他之心和六项精进，什么“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等等。他对鹿儿岛大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捐建了稻盛会馆，我们搞大型活动都在这馆里进行，就像有了个大舞台。当然，他还创办了京瓷奖学金，每月5万或10万日元，真金白银的付出，自然在学生中留下极好的印象。

鹿儿岛市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河流，像加治木川和荒川，说实在的，它们也不大，但是河水清澈得像一面镜子。在河的浅滩处，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大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有时候还在更浅的地方斜躺着扑腾，就像在做日光浴一样。鹿儿岛市不仅有河，我想原来应该也有很多小湖，比如鹿儿岛大学的所在地名曰鸭池、留学生会馆的所在地就叫下荒田，感觉就在水边上。

当然，鹿儿岛的温泉也是一绝，特别是樱岛温泉，带着明显的火山温泉特征。这温泉水温高得像个大暖炉，矿物质含量丰富，特别是铁、钙等元素。泡温泉的时候，得先在外面淋浴处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裹着白毛巾慢悠悠地走进温泉，就像躺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温泉水清澈见底，不过可不能在里面搓澡。留学生一般收入都不高，并不经常泡温泉，不过有好多人在温泉里打工挣点小钱，也算是和温泉有了别样的缘分。

我花了小半年多的时间，跟日语死磕，了解这门语言。到了1998年3月，我就准备正式入学，向着硕士和博士学位冲锋！

这入学的流程，说起来真是简单，就是面试加笔试。面试前，我做了功课，把老师可能问我的问题，都提前用日语写好。还找野见山助手帮忙修改，然后就跟念经似的，使劲背熟。面试的时候，教授问我来日本后生活咋样、学习有啥进展，后续研究咋搞之类的问题，我就赶紧把预先准备好的句子往上套，那回答得叫一个麻溜。老师居然还夸我日语进步神速，我心里直犯嘀咕，这要再问点别的，我可就原形毕露啦！

笔试就是日语翻译，从一本微波通信的英文书里挑了两页让我翻成日语。这书我来日本后读过，意思我倒是懂，可翻译成日语，那可真是难上天了。还好我有个小妙招，不清楚咋翻的地方，我就直接写汉字，日本教授也大体能看懂，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关了。

和我差不多同时考试的，是邹同学，她从北京来，在别的研究室硕士毕业，转到我们研究室读博士。之所以转研究室，是因为她原来所在研究室的教授太严厉了。不仅对学生严厉，对同研究室的副教授也是说训就训。当时她孩子才三岁，她老公带着孩子在北京，她一个人跑到鹿儿岛大学读书。她已经在这儿读过硕士，硕转博更是走个过场。宫崎教授和掘江副教授就让她默写化学元素符号，能写多少写多少，毕竟她打算研究薄膜电池嘛。这对咱中国学生来说，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咱可是会横着竖着背元素周期表的，结果她写了满满一黑板，把教授们都惊得下巴都快掉了。这位邹同学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某研究所工作，现在可能退休了。

1998年3月入学考试之后，我俩都办了家属陪读手续。她老公带着她们3岁的女儿，我妻子带着我们6岁的女儿，从北京坐飞机，一起来鹿儿岛陪读。不过，她老公待了俩月就带着女儿回北京了，我妻子和女儿就一直陪着我在日本学习和生活。

我女儿三月底来日本的时候已六岁，正好赶上四月入学。可她一句日语都不会，学校就想出个办法，让我妻子每周三次带着我女儿去鹿儿岛市役所附近的小学学日语。那个教日语的老师拿着绘画课本，一边发音一边比划，跟表演似的。就这么坚持了一年，我女儿的日语那叫一个杠杠的，正常上课一点问题都没有。

顺便说一句，日本的交通秩序那是真的好。我女儿6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妻子陪同去上学。7岁上二年级的时候，就自己背着书包去上学。过马路的时候，她拿起路边的小红旗，高高举过头顶，所有司机都乖乖停车等着，就算是小转弯的车也不敢往前开。我家当时租的房子就在马路边房子的4楼，我就这么看了她四年自己上学过马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1998年4月开始的硕士第一年，每周大概有十个小时的课。课程主要有微波技术、信息测量系统、量子电磁测量、天体物理、通信原理，还有生命历史和环境演化等等。其实这些课程也就是大学课程的加强版。老师上课的时候一边写一边讲，正好成了我学习日语的绝佳机会，就跟捡了个大便宜似的！

不过，学习课程只是小插曲，主要的事还是搞研究。我研究的方向是基于公用通信线路的实时VLBI系统的开发。主要利用日本北部的水泽10米射电望远镜和日本南部的鹿儿岛锦江湾公园6米射电望远镜，再加上我自己研发的设备，就打算捣鼓出一套实时VLBI系统。

锦江湾公园的6米射电望远镜可不简单，它是日本最早的射电望远镜！1970年的时候，东京大学东京天文台（现在的日本国立天文台）费了老鼻子劲才在东京的三鹰校区把它建成。这望远镜就跟个爱旅游的家伙似的，先后搬到了水泽、野边山，又到了鹿儿岛锦江湾，最后还回到了三鹰，到2020年还获得了日本天文遗产证书和铭牌，简直就是望远镜界的老寿星！为了用这台望远镜搭建实时VLBI系统，我开发了19.5GHz的接收和数据采集系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微波电路，眼睛都瞪圆了。你说那些低噪声放大器LNA、变频器、振荡器、波导管啥的，看起来就像一个个铝盒子或管子，根本看不到三极管等电子元器件。我在大学学习和济南工作的时候，接触的都是低频电子线路，就是我们常见的印刷电路板，电子元器件一目了然，这微波器件倒好，全密封在金属壳体内，跟藏着啥宝贝似的。后来才知道，这主要是为了电磁防护，就像给它们穿了一层金钟罩，既尽量少发射电磁波去打扰别人，也尽量不被其他器件和外部的电磁波干扰。

我把19.5GHz的信号放大后，又通过两次变频，把它变成了几十kHz的基频信号。然后我去买了模拟数字转换AD卡，以100kHz的频率进行采样。为了得到100kHz的采样时钟信号，我又焊接了一个电路板，对氢钟输出的10MHz信号进行放大、波形变换和分频，顺便还产生了一个秒信号，类似的电路在国内接触过，难度不大。

接着我就开始用C++语言开发软件。我在济南工作的时候几乎没搞过计算机软件开发，这可咋办？没关系，我买了好几本参考书，开启自学C++编程模式，没日没夜地边学边干，开发数据采集软件，那劲头就跟饿虎扑食似的。

采集后的数据我还得利用软件继续降采样压缩，因为我观测的是带宽非常窄的载波信号，压缩后方便数据实时传输。为了传输采集到计算机内的数据，我又买了两台综合业务数字网路ISDN路由器，往电话线上一接，嘿，数据就能在水泽和鹿儿岛两地实时传送了。

我又开发了VLBI相关处理软件，先对其中一个测站的频率进行补偿，再对两个测站的信号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然后进行相关处理，利用互相关函数的实部和虚部就能得到两个测站信号的相位差了。为了对测站的频率进行补偿，我又开始自学天体力学，主要啃木下宙编写的《天体和轨道的力学》这本书。这书很神奇，就像作者自己说的，你拿个计算器，照着书中的公式就能计算天体的位置等各种参数。我主要用这本书计算格林威治时间、站坐标、卫星位置及接收信号的频率变化等。

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把硬件和软件都搞定了。我先在锦江湾6米射电望远镜上安装好一套系统，然后带着另一套系统直奔1000多千米外的水泽市，开启观测实验之旅。我利用VNC软件对锦江湾的一套数据采集系统进行遥控，让两个望远镜分时对准日本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Nsta-a和Nstar-b，遥控和本控操作两套采集系统，接好电话线，观测5分钟。接着把锦江湾的数据通过ISDN网络送到水泽，启动相关处理程序，嘿，立刻就得到了互相关谱，还看到了同步卫星的信号。大功告成！我忙活了将近两年，终于在2000年6月29日实验成功。说起来也巧，我儿子是在2000年6月22日出生的，前后只差了7天。你说这家庭和学业要想兼顾，那可真是比登天还难，酸甜苦辣咸，啥滋味都有啊！

其实呢，早在2000年3月，我就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那时候我就把VLBI系统的研发和实验室测试结果总结了一番，吭哧吭哧用日语写了篇硕士论文，就这么轻松搞定！在日本，硕士阶段就两年时间，也不要求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可比国内硕士毕业的要求宽松得多！

除了搞研究，参加学术会议也是科研的重要一环。有一回我跟着宫崎教授风风火火地跑到庆应大学参加学会，准备在那儿好好显摆显摆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们在庆应大学一路溜达着，走到了一个铜像跟前。这时候，宫崎教授就像变魔术似的，突然冒出来一句：“嘿，你把一万日元纸币掏出来看看！”我当时就纳闷儿了，这啥情况啊？但还是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了。

好家伙，把纸币上的人物肖像和铜像一对比，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模一样，这钱上的人物肖像和铜像就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庆应大学的“超级大功臣”，一手把这学校给创立起来了。而且他在日本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思想家、教育家、出版家，头衔一大堆。那个啥“脱亚入欧”的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就是日本近代历史里开着跑车一路狂飙带节奏的那个人！

接着来说说生儿子这件事。我儿子呱呱坠地的时候，我家闺女都已经8岁了。想当年，国内计划生育那可是抓得死死的，要是我没去留学，估计这辈子也就跟二胎说拜拜了。不过在留学生这个大群体里，生孩子那简直成了一股小潮流！中国留学生，很多都顺便添了个小宝贝，中国大使馆也特别开明，对这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样给那些超生的小娃娃发中国护照，很贴心！再看看那些来自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好家伙，人家在5年的留学时光里，好多家都生了3到4个孩子，感觉他们就跟开启了疯狂生娃模式一样。怪不得，他们国家的人口像坐火箭似的蹭蹭往上涨啊！

为啥留学生这么爱生孩子呢？这里面可藏着小秘密！因为留学生的奖学金压根儿不算工资，在日本的算法里，收入那就是零，所以留学生家庭都被划到贫困家庭的行列里。不过别担心，日本政府也挺够意思的，生一个孩子就给30万日元的补助，这可相当于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除此之外，还会大方地发放奶粉、尿布这些宝宝必备的神器，简直就是爸妈的福音！更让人惊喜的是，因为人人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小娃娃看病基本不要钱，这可给家长们省了不少心！

可就算有这么多诱人的福利政策，日本这少子化的问题还是像顽疾一样，怎么都治不好。为了鼓励大家多生娃，电视上隔三岔五就会蹦出一些超可爱的广告，画面里一个萌到冒泡的小孩扯着嗓子大喊：“爸爸妈妈，晚上加油啊！”那模样，简直能把人的心都给萌化了！

2000年6月，我风风火火地完成了一场短时间的观测实验，就跟完成一场刺激的小游戏似的。接着就一头扎进数据堆里开始分析，那感觉就像在一堆乱麻里找线头。到了2002年3月，我又搞了个24小时的连续观测，这就像马拉松一样。之后继续对观测结果深入分析，我就像个侦探，用这些数据主要研究大气抖动对电波相位的影响，尤其是从周期一秒到数千秒的大气相位抖动特性。我用拟合的方法去掉长周期的由于卫星和望远镜之间缓慢移动引起的相位变化，剩下的相位抖动那基本就是大气在捣乱啦。通过对相位抖动进行阿伦方差和构造函数的分析，发现大气相位抖动的统计特性和Kolmogorov的乱流理论相符，我还根据观测结果，捣鼓出了一个修正的Frozen-Screen大气模型。然后在IEICE发表了3篇论文，这一下子就满足了博士毕业的条件。

同时还把一篇论文投稿到IEEE trans。本以为能顺顺当当发表，结果却来了个小插曲，就像平静湖面上突然蹦出个调皮的小水花。事情是这样的，我研究得到的电波相位抖动里，有个周期大概1000多秒的变化。审稿人很严谨，提出疑问：“是不是你的试验系统出了问题，或者是空调之类的在捣乱呀？”

我一听，立马开始对我用的系统进行反复测量，仔仔细细地检查每一个小细节，可愣是没发现有审稿人说的那种变化。这事儿还没完，我又一手拿着温度计和湿度计，一手扛着水和面包，跑到锦江湾6米射电望远镜观测室去搞测试。这一测可不得了，整整测了24个小时，我24小时不合眼，一分钟记录一个点，全靠人工读取，终于测完了24小时的温度和湿度变化。

可忙活了这么久，还是没发现那种变化。最后实在没辙了，我只好把这些测试结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审稿人。同时，我还修改了关于这周期1000秒相位抖动来源的论述。这么一改，论文才顺顺利利地发表啦，就像一场惊险刺激的冒险终于迎来了美好的结局！

实际上这个审稿专家真的很厉害的。我在处理数据时，发现接收信号的频率在凌晨1点左右有个跳变，我觉得应该是卫星温度的变化引起了频率变化，写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审稿专家接着说，你看看你的观测时间是春分，日本当地的半夜附近，正好卫星进入了地球的阴影区，所以卫星温度快速下降了。

研发VLBI系统的时候那叫一个忙得晕头转向，不过数据分析和观测的时候就相对轻松点。我这闲不住的性子，就利用业余时间去打工。第一份工作是烤面包，早上6点到8点，我就跟个面包魔法师似的，主要任务就是烤面包。先用毛刷蘸上鸡蛋液，轻轻地均匀地涂抹在白白胖胖的面包上，然后戴上大棉手套，把一托盘面包放进烤箱，等面包烤得金黄焦香，再把托盘拿出来放好。这工作得早起，我坚持了几个月，实在是起不来，就像个战败的士兵，灰溜溜地放弃啦。

第二份工作是在烤肉店帮忙，我的活就是切菜、剁葱和刷盘子刷碗。我最喜欢剁葱，那“劈里啪啦”的声音在菜板上响着，特别解压。刷盘子刷碗有洗碗机帮忙，人工主要就是摆好。这份工作主要在周六和周日干，就是路途有点远，干了一年多，也放弃啦。

第三份工作是在卡拉OK店干活，晚上10点到凌晨2点，每周三次。这份工作我一直坚持到博士毕业，就像个忠诚的卫士。虽然我也打工，但还是保持着早8点到晚10点在研究室学习的节奏，导致睡眠严重不足。有一次直接在研究室里晕过去啦，过了好一会儿才醒过来，感觉自己就像个电量耗尽的机器人。为啥打工呢？当然是想挣点钱，当时日本工资还挺高，我还有俩孩子，一家四口生活得花钱，我还想趁年轻攒点钱。中国留学生大多这样，好多自费留学生还逃课去打工，我们经常自嘲：欧美留学生是在享受生活，我们仅仅是努力活着！

2002年底到2003年初，我用日语吭哧吭哧地撰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基于实时VLBI系统的超长基线上的大气相位抖动的研究》。好在有3篇发表论文和1篇投稿论文支撑着，博士就顺顺利利地毕业了，就像坐上了直达毕业终点的快车。

我们研究室在四楼，我这办公桌跟窗户紧挨着。每天往窗外这么一瞅，楼下农学部那块试验田就跟一幅动态画卷似的展现在我眼前。

鹿儿岛在日本的南方，全年都热乎得很。就说这水稻，别的地儿水稻一年一熟或者两熟，这儿的水稻跟打了鸡血似的，一年能熟三回，就跟个勤劳的小蜜蜂，一刻都不闲着。

我一有空，就爱看农学部那些学生在田里折腾。一会儿耕田，把地翻得跟个大花卷儿似的；一会儿施肥，那架势就像给水稻喂大餐；一会儿插秧，整整齐齐的，跟排队做广播体操似的；还有啥研究、收割，忙得不亦乐乎。

你瞧瞧，那实验用的水稻就跟玩接力赛似的，熟了一茬又一茬。从1997年9月到2003年3月，这一晃5年半的时间就过去了，水稻都熟了10多次，跟走马灯似的。人家水稻忙着成熟，我忙着读书搞研究，硕士和博士也顺顺当当读完啦，跟这水稻一起成长了一把！

博士毕业的时候，宫崎教授跟我说：“你已经博士毕业，将来可能带研究生。要是他愿意搞研究，你就好好指导；要是不愿意搞研究，你也别管他。”宫崎教授说这话，是因为我在他研究室学习的时候，发生了三件事让他伤心。有个日本博士生在他那儿读了好几年，一篇论文都发不出来，没法毕业。后来在一个研究所找到了工作，就一声不吭地走了。可工作一段时间后，又需要博士学位，又回来找宫崎教授帮忙办理手续，以社会人员的身份论文博士毕业。这么折腾老师，老师能不生气嘛。还有个硕士研究生，用一套微波接收系统观测卫星，研究不同方向的大气特性，结果他根本没得到实测数据，直接数据造假。宫崎教授一看，数据太假了，仔细一问，发现全是他编的，这可把教授气坏啦。还有个硕士研究生，读了半年书，一声不响地去工作了，打电话都联系不上，宫崎教授也只能放弃。在我读书的那五年半里，宫崎教授研究室就毕业了三位博士，一个是日本博士搞超导的、一个是来自北京的邹博士搞薄膜电池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搞VLBI的。

再说说我申请入学时的林理三雄教授，他62岁就得了癌症去世啦。去世的时候刚退休，退休金都没享受到。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过新年还送他一瓶清酒，他说他病了，不能喝酒了，还希望我博士能顺利毕业，将来搞点研究。说完没多久就走了，感觉挺遗憾的。

西尾副教授在鹿儿岛大学干了几年，后来去山梨大学当教授啦。在日本学术界，在一个单位很难直接升职的，比如从讲师升副教授、从副教授升教授。一般都是某个研究所或大学向全国发招聘广告，说要招教授，全国相关领域的副教授就来应聘，谁应聘上谁就是教授，就像一场激烈的抢座位游戏。

在写论文的间隙，我也开始找工作。第一次我自己单独去日本通信综合研究所应聘，结果落选了。第二次我联系了鹿儿岛的一家小公司，收入还不错，公司社长还挺希望我加入的，因为我搞VLBI系统的时候和他们打过交道。但当时国立天文台水泽观测所的河野教授在推进日本的探月计划SELENE，需要懂VLBI硬件和软件的博士生，我博士做VLBI实验时就互相认识，当时就希望我加入SELENE团队。宫崎教授也推荐了我。我一开始还有点犹豫怎么选择，宫崎教授说：“你辛辛苦苦拿到博士学位，得去科研院所搞研究，去小公司干啥？那不是白读博士了嘛！”我一听，瞬间清醒，就去日本国立天文台水泽观测所工作啦。

在去水泽观测所工作前，我火急火燎地跑到鹿儿岛入国管理局变更在留资格。原本的「留学」签证光荣退役，工作人员大手一挥，新证上赫然印着两个烫金大字——「教授」 。

我盯着那俩字，差点笑出声：「我才刚刚博士毕业，今天就成了教授？日本学术界什么时候这么慷慨了？」要知道，在日本混到教授头衔，难度堪比让猫自愿洗澡。而我即将入职的岗位，明明是个朴实无华的博士后，和教授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工作人员笑眯眯地解释：「别紧张，‘教授’也可以当动词用嘛！比如你去国立天文台，指导一下学生，这不就是‘教授’行为了吗？」

我恍然大悟：确实如此，这真是日语动词活用的奇迹！从此，我表面是个卑微的博士后，签证上却顶着「教授」头衔招摇过市——虽然指导学生的机会也不多。

读者1：不能简单的把VLBI是个什么介绍一下，大部分读者都是外行，还是需要科普一下。
——作者：VLBI（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是一种高分辨率的天文观测技术，主要用于射电天文学。它通过分布在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多个射电望远镜同时观测同一目标，利用干涉原理将信号进行联合处理，从而形成一个等效的巨型望远镜，其分辨率可以达到微角秒量级 。 VLBI 的基本原理： 多台望远镜同时观测某一个目标，如射电源或探测器 ，基本观测量就是射电源和探测器的信号到达每两个测站的时间差。通过这个时间差及其变化，可反演射电源或探测器的位置，或者射电源的空间分布。
——后续我写篇小文章专门介绍一下VL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