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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到火星（第四章、刘庆会）

以轻松幽默的风格，自述了一位农村娃，成长为科技工作者，参加嫦娥探月和天问探火，并做出一点点贡献的故事。六十年的人生阅历，凝聚成了17万字。另外，以诗歌或散文，介绍工作科研、科学普及、差旅见闻、风花雪月、杂感等等。

4   县城的高中（1981年9月-1984年7月）

考上单县一中，对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喜事，就像三伏天吃了个凉西瓜，倍儿爽！可这一考上高中，学费这事儿像个小怪兽似的蹦出来啦。一年学费需要15块钱，搁现在看，那简直就是毛毛雨，但对1981年的农村来说，那也算是个小难题。

我父亲是个通情达理又实诚的人，为了给我凑学费，眼睛就盯上了院子里那棵歪脖子老槐树。这棵槐树生长得非常慢，慢悠悠地长了二十多年，一个小孩就能把树干抱一圈，也许是每年让我们吃上鲜美的槐花影响了它的生长吧。虽然它有些歪歪扭扭，但毕竟是木头密实的槐树。我父亲和大哥二哥拿起铁锨，就把他刨了。拉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卖了十八块钱，凑学费还是足够的。

实际上，当时我大姐夫有正式的工作，是公社里的税务员，手头比较宽裕，说可以赞助我学费。我心里正乐呵着呢，想着这下可省心了。但我父亲是个讲究人，说：“自己的孩子自己要负责，可不能麻烦其他孩子，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小日子也得好好过呢！”说得那叫一个掷地有声，我心里头对他也多了几分敬佩。

我大哥带着我去单县一中报到的时侯，查看了我自己入学考试的分数，310.5分，而单县一中最低录取分数线是310分，我是倒数第二名录取的，真是幸运极了。最幸运的是，我的英语居然蒙对了9分！要知道，这只是临时抱佛脚突击了一下，没想到这9分就像个超级大救星，在最需要的时候从天而降。

报道当天，我们高一二班的班主任高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入学成绩低一些没有关系的，因为公社初中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来单县一中后好好学习，能够考上大学的！”

单县一中的老师都很有学问的，绝大部分老师是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的，还有一些老师是山东大学甚至还有从北京和上海的大学毕业的。

1981年的单县一中，全校上下就跟着了魔似的，大家上学的唯一目标就是考大学！就跟箭都上了弦，只能冲着大学那个靶心“嗖”地飞过去！

我们县领导那话讲得很在理！他说单县有100多万人，耕地面积只有180万亩，这么一算，每人只有一亩八分地。你想想，要是一个男生考不上大学，以后娶了媳妇成了家再生两个孩子，就是一家四口来分地，那人均耕地就更少啦，日子过得跟挤牙膏似的紧巴巴。要是一个男生没考上大学还打了光棍，整天就知道喝酒抽烟耍流氓，那社会怎么能安定，简直就跟一锅粥里掉进了老鼠屎，搅得那叫一个乱！但要是这个男生考上大学了，那可不得了！就好比是给单县的土地松了绑，一下子让出了一亩八分地。而且，等他以后工作了，逢年过节还会给家里寄点钱，这就给单县的经济发展加了把火，父老乡亲的生活水平那就蹭蹭地往上涨，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美！

我们县领导堪称“双抓模范”，一手抓教育，天天念叨“知识改变命运，考出去就别回来”；一手抓计划生育，口号写得比高考作文还精彩。我们农村墙壁上的标语，就是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少生孩子多种树，少养孩子多养猪”，“喝药递瓶，上吊给绳”，我们这群男同学很清醒：对家乡最真挚的爱，就是考上大学跑得远远的。实际上，当时北方农村的很多地方都有类似口号，也并非只是我们县。

再说我们的老师，那眼睛就跟长在了大学的门槛上似的，就盼着我们这些在单县堪称学霸的学生都能一脚跨进大学的校门。家长更是盼望孩子能考上大学，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能考上，炸锅卖铁也会供。同学们更不用说了，谁不想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啊。所以，领导、老师、家长、学生，大家就跟一群齐心协力拉车的马，目标只有一个——考大学！那场面，就跟打仗似的，那股子冲劲，简直能把天给捅个窟窿！

1981年的单县一中那简直就是个学习的超级战场，老师和学生们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似的，卯足了劲儿要往大学那扇大门里冲！

每天天还没亮透，刚刚五点多，班主任就像个大喇叭一样，扯着嗓子喊学生们起床跑步。一个班的男同学挤在一间宿舍里，铁架子做的双层床。所有的床都并在一起紧挨着，一般是三个学生睡两张床板。学生们起床麻利快，一般五分钟就搞定。这阵仗，就好像后面有敌人在追着似的。15分钟完成晨跑，接着跑步去教室，迅速拿起课本，开始晨读。我们班一般都是赵同学发声最快，他往往在别的同学尚未坐好，就已经开始读书，“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语文和英语这俩好朋友就成了同学们嘴里不停念叨的对象，那声音就跟一群大鹅在嘎嘎叫，嘎嘎声里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

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这一天下来，感觉脑袋都要被知识撑爆。晚上继续在教室里自习到10点，那劲头，就像永不疲倦的小马达。10点20分，灯啪地一关，大家就跟被施了魔法一样，乖乖地躺在床上睡觉，这生活规律得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天天都一样。

每个月只有1天的休息时间。这一天，同学们就像一群候鸟，纷纷往家里飞。干啥去呢？要么回家拿每月6块钱的食堂伙食费，要么就吭哧吭哧扛上35斤小麦交给食堂。顺便带一瓶下个月吃的咸菜，那咸菜就是我们学习路上的好伴侣。有一次我从家里用一根棍子扛着棉袄去学校，路过一个村庄。那村里的小孩大喊：“要饭的，要饭的”。

食堂的伙食真是稳定得很！早晨和晚上就是一碗糊涂配一个馒头，就像一对固定的搭档。中午两个馒头加半碗菜，这菜最常见的就是白菜炖粉条、萝卜炖粉条之类。领饭的时候，每个班派三个同学去食堂，一个同学提着一篮子馒头，就像提着一篮子宝贝；另外两个同学抬着一大桶糊涂或者一大桶菜。糊涂或菜每人一大勺。分到饭之后，大家就往教室前的地上一蹲，呼噜呼噜地吃起来，就像一群饿坏了的小狼，一般五分钟就把饭给解决了，很少有人吃饭会超过10分钟，那速度，简直能和闪电媲美。

吃完饭到上课前那几十分钟，根本不用老师催，同学们就自觉开始学习，就像一群被知识吸铁石吸住的小铁片，一个个都学得那叫一个带劲儿，仿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在前方招手！这单县一中的老师和学生们，为了大学梦，拼命往前冲！

寒假一般放假一周，暑假放假两周，剩下的日子，全都交给了学习！这学校就跟个超级大磁铁，把老师和学生们紧紧吸在里头，谁都不想离开半步。

教语文的张世玉老师身材消瘦、个子很高，戴一副圆框眼镜，讲课时声如洪钟，板书时粉笔能戳穿黑板。某日，他夹着课本进教室，往讲台上一站，开声说到：“今天我们讲《荷塘月色》，朱自清先生写月色写得美，你们写作文就只会写月亮像烧饼”。全班哄笑。语文确实是最让人感兴趣的课程，《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生动的情节塑造了廉颇和蔺相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风云和人物的智勇谋略；《鸿门宴》描绘了刘邦、项羽在鸿门宴上的斗智斗勇，体现了历史转折关头的紧张氛围和人物的复杂性格。张老师讲这些文章都讲得很生动。当然最重要的文章来自鲁迅，老师经常让我们深入理解某句话的含义。比如《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写“我独在礼堂外徘徊”，老师就会问鲁迅为什么徘徊？他徘徊时在想什么？鲁迅写“我实在无话可说”，我们就纳闷，既然无话可说，又怎么写了这么长的文章？当然，像“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更是永远也不会忘却的警世名言。

教我们数学的王老师也很棒。这位王老师，别的不说，单是那绘声绘色的讲解和别具一格的画图技术，就足以让同学们的课堂生活变得妙趣横生。

有一回讲到立体几何，王老师在黑板上激情澎湃地描绘着一个直角。“同学们，看啊，这是一个标准的90度直角！”老师一边大声强调，一边用粉笔重重地在那个角上点了点。可当大家定睛一看，好家伙，那角怎么瞅都只有30度左右。同学们在下面开始小声嘀咕。老师似乎察觉到了异样，看了看黑板，又挠了挠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立体几何的魅力，它就是这么神奇，角度都学会隐身术！平面几何里那角是老老实实待着，可到了立体几何，它就开始调皮捣蛋，跟咱们玩起了捉迷藏。”

大家一听，都乐开了花。这立体几何，就像是个爱捣乱的熊孩子，跟平面几何这个乖巧的孩子截然不同。平面几何就像是平铺在地上的画卷，所有的线条和角度都一目了然。可立体几何，它就像是把那画卷折了起来，还揉了几下，线条和角度都藏在了三维空间里，得费好大劲才能把它们揪出来。

物理课就跟看精彩魔术表演似的！咱那教物理的吴老师，活脱脱一个“物理魔法师”，每次往讲台上一站，就像要带着我们闯进神秘的物理王国。

有一回，吴老师像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抱出个大箱子，“哐当”一声搁讲台上。慢悠悠打开箱子，原来是个超级大的游标卡尺，好家伙，这可是放大 10 倍的教学道具游标卡尺。吴老师那叫一个兴奋，拿着这个巨无霸游标卡尺，就开始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这游标卡尺啊，可是咱们测量界的大明星！”他一边说一边摆弄，“看看怎么用精度为0.1毫米的游标卡尺测量尺寸。比如主尺读数是9就是9毫米，游标上第8条刻度线和主尺刻度对齐，那小数部分就是8×0.1=0.8毫米，所以最终测量结果就是9.8毫米。”吴老师说得那叫一个溜，还在黑板上唰唰写了步骤，感觉自己就是个测量大师。

我坐在教室后排，看着那放大10倍的教学用游标卡尺，瞅着那两个量爪之间的距离，咋看都觉得远远不止9.8毫米，看起来好像有9.8厘米。我越想越纳闷，眼睛死死盯着那游标卡尺，感觉它都快变成一个大怪物了。这疑问就像个调皮的小妖怪，困扰了我老长时间。如果当时老师说一句这是放大10倍的教学用游标卡尺，并不是实际的游标卡尺就好理解了。

教化学的景老师简直是化学界的超级魔法师！别的老师上课，又是教案又是教材，像搬家似的，可咱这景老师超级厉害，就拿着一支粉笔，跟大侠仗剑走天涯似的，潇潇洒洒就来上课了。

你还别说，就这一支粉笔，景老师就能在黑板上画出各种化学分子的奇妙舞蹈。那些复杂的化学方程式，还有让人头疼的作业题，全在他那脑袋瓜里装着，就跟电脑数据库似的，随取随用。

景老师上课，就跟精准的闹钟一样。45分钟的讲课时间，他能掐得比秒表还准。课一开始，他就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带着我们在化学的战场里冲锋陷阵。讲得那叫一个绘声绘色，一会儿把原子比作调皮的小精灵，一会儿又把化学反应说成是一场热闹的派对。等到下课铃声“叮铃铃”一响，他正好讲完最后一个知识点，就跟提前算好了似的，分毫不差！

景老师做实验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场精彩绝伦的魔术表演。有一回，他像变戏法似的从煤油里捞出一小块钠，放在一个水盆里。那钠就像个被封印的小怪兽，一遇到水，瞬间就“炸毛”了！“嘶嘶”地冒着气泡，还冒着火苗，在水面上横冲直撞，就像个喝醉了酒的小疯子，把我们这群学生看得眼睛都直了，一个个兴奋得嗷嗷叫。

原来在农村的初中上学，条件落后得很，化学课就跟听天书似的，哪见过这么好玩的实验啊。在单县一中，有了这么厉害的化学老师，对化学知识真是狼吞虎咽。为了能跟化学打好交道，我们把化学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那口诀就跟顺口溜似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钪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镓锗、砷硒溴氪…”，念起来那叫一个顺溜，至今仍记忆犹新。

教我们英语的吴老师，四十出头，长发飘飘，她一开口，全班都傻了——那英语，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样标准。

“同学们，跟我念——This is a book！”

我们念成了：“弟死 一死 呃 不可！”

李老师眉头一皱，仿佛听见外星语：“No no no！舌头别躺平！是‘This’，不是‘弟死’！”全班哄笑。

那时候，我们在初中基本没学过英语。吴老师一看我们的水平，只能从ABC开始教。

吴老师教发音很认真，谁要是把“she”读成“西”，她立马矫正：“看我的嘴——微微噘起，舌尖轻抵下齿，气流从缝隙挤出去……对，像吹口哨没吹响那样！”

吴老师也很温柔，谁要是进步了，她眼睛一亮，跟发现新大陆似的：“这个音读的好，有点伦敦郊区的口音！”

政治课更是头脑风暴，教我们政治的张老师一丝不苟，走路带风。他一进教室，粉笔灰都能被他那股认真劲儿震得哆嗦。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形而上学！”全班瞬间安静。“形而上学不是说‘你行就可以上大学’，它是哲学里研究世界本质的学问！”

张老师板书“形而上学”四个大字，粉笔都快摁断了：“简单说，就是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比如‘存在’‘本质’这些抽象概念，研究世界背后的规律！”全班同学似懂非懂，但莫名觉得有点厉害。

张老师继续讲课：“形而上学看问题——静止！孤立！片面！辩证法看问题——运动！联系！全面！”

他挥舞着手臂，仿佛在指挥一场哲学交响乐：“比如，有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就是辩证法！因为河水在流动，世界在变化！”

生物课更是有趣。有段时间讲人体骨骼系统，教生物的赵老师直接拿来了教学道具——完整的骷髅模型，简直像白骨精。

赵老师敲敲骷髅头：“别看骨头现在硬邦邦，它活着时可灵活了！”只见他把骷髅的手臂一掰，肘关节咔嚓转了个180度。“这叫‘关节运动范围’！”赵老师得意道，“谁能做到这样，我给他期末考试加分！”

我在单县一中读书时，没学过历史和地理这两门课。当时，经常看到教地理的老师，提着画着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的大黑板进入教室，很是羡慕。

那时候高考分成文科和理科两条道。校园里经常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话就跟施了魔法似的，把大部分同学都吸到理科这条道上来了。

我也跟着大部队，一头扎进了理科的怀抱，把历史和地理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历史那些朝代更替、地理那些山川河流，都只能在梦里出现了。我每天就跟数学题、物理公式、化学实验打交道。我的历史和地理知识，都是后来自学的。

我本来就是个体育小白，篮球、排球和足球都分不清。可就这么个体育特困生，居然还当过体育委员，你说逗不逗？

这事还得从一次班里的讲故事活动说起。那天老师让我们讲故事。轮到我时，我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小亨利，也就是白求恩小时候的故事。我讲得很投入，眼睛瞪得像铜铃，手舞足蹈得像个小猴子，嘴巴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说个不停，把白求恩小时候的事讲得活灵活现。同学们听得很入迷，老师也在一旁直点头。

就因为我这次讲得眉飞色舞，老师一拍脑门，大手一挥，就宣布让我当体育委员。我当时就懵圈了，心里那是一万个问号：“我体育这么差，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嘛！”可老师压根不听，就这么把这个重任塞我手里了。

当上体育委员后，我那日子可真是水深火热！跑步的时候，我在前面跑得气喘吁吁，后面的同学都“嗖嗖”地超过我，把我甩得老远。跳高的时候，我像只笨鸭子一样，怎么跳都跳不过去，同学们都“嗖”的一下就跳过去了。

就这么折腾了半年，老师又大手一挥，把我这个体育委员给撤了。我心里顿时轻松，就像卸下了一座大山。

前文说过，我考入单县一中时，入学成绩是全校倒数第二。谁能想到，到了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嗖”地往上蹿，直接蹦到了全校正数第二名！这变化，就跟坐火箭似的，“蹭蹭蹭”地往上升！全校的第一名，是个女同学，姓曹。我和她也就差那么几分，就跟赛跑的时候，就差那么一小步就能追上似的。第三名是韦同学，跟我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从那以后，一直到高三毕业，我们三个的排名就跟生了根似的，雷打不动！曹同学稳稳地坐第一把交椅，我就乖乖地在第二的位置上待着，韦同学就在第三那儿安营扎寨。

根据高一的考试成绩，学校搞了个大动作，除了文理分科以外，四个班还重新洗牌！目的就是让每个班都有几个学习尖子，就像撒芝麻盐似的，把成绩好的同学均匀地分到各个班里。我就被分到了四班。

我这成绩为啥能像坐直升机似的往上飞？除了脑子还算灵光，学习又认真之外，我好像有个独门秘籍！每天晚上10点15分，学校规定同学们都要乖乖地躺到宿舍床上睡觉。我也往床上一躺，但脑子里就开始“放电影”！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当天学的所有课程的主要内容，在脑子里边像过筛子似的，仔仔细细地过一遍。这就好比给知识做了个全身按摩，每个要点都被我拿捏得死死的。我把这学习方法当成了我的好朋友，整整坚持了高中三年。

1982年，我在单县一中高二四班学习。班主任张世玉老师是我们四班的灵魂人物。他教语文，往讲台上一站，气场就跟古代的大文豪似的。他个子很高，却比较瘦。他讲话底气十足，能把教室的窗户震得嗡嗡响。

他朗诵诗词的时候，非常投入，就跟穿越到古代和诗人们肩并肩似的。有一回，他朗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只见他深吸一口气，眼睛一瞪，高声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声音，就跟大河决堤似的，“轰”地一下就把我们给震住了。我感觉自己仿佛就站在那滚滚东去的长江边，看着那滔滔江水，把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都给卷走。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张老师的声音变得舒缓而沉稳，仿佛在向同学们娓娓讲述着那段古老的故事。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张老师的情绪逐渐高涨，声音也变得激昂，他的双手随着朗诵的节奏微微挥动，仿佛在描绘那壮丽的景象。尤其是读到 “千堆雪”，特别把“雪”字的音拖得很长，让我们感受到了惊涛骇浪的磅礴气势。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张老师的声音变得柔和细腻，带着对周瑜的赞美和钦佩之情。“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张老师的声音又变得自信而从容，轻轻挥动着课本，仿佛在谈笑之间就能指挥千军万马。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张老师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而感慨，脸上露出一丝落寞的神情。“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老师的声音逐渐平静，带着一种豁达和超脱。缓缓抬起头，望向窗外，仿佛与明月对话。

朗诵结束后，张老师静静地站在讲台上，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都沉浸在那豪迈又悲壮的氛围中，久久无法回过神来。过了一会儿，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张老师微笑着向同学们点头示意，继续讲解这首词的精妙之处。

我对张老师朗诵的这首词印象极为深刻，后来去天坛，还专门在回音壁里朗诵了一次。

作文是语文的重要内容。我们县城的高中，完全根据高考的指挥棒安排作文题。1982年高考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就一头扎进文言文的名言堆里，绞尽脑汁地写作文，感觉自己都快成古代小文人，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起来。

到了1983年，高考作文题跟漫画杠上了，就是那幅《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这可把我们给刺激了，全班同学齐刷刷地订了份《讽刺与幽默》报纸，跟漫画较上劲了，经常看漫画写作文，感觉自己都快成漫画作文小达人了。

我的作文还是不错的。有一次我写农民伯伯进城买东西，就写他时不时地摸一摸装钱的口袋。张老师眼睛一亮，直夸我细节准确。后来我还在华东六省一市作文比赛里拿了奖，还被派去菏泽参加比赛，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单县去外地，心里那叫一个激动，就像一只冲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兴奋得不行。

坐汽车到了菏泽，那景象就像一幅老照片在我眼前慢慢展开。街道比单县宽敞得多，马路上人来人往，热闹得就像过年赶大集。街边的小铺子一家挨着一家，卖啥的都有，有卖热气腾腾大包子的，那香味隔着老远都能闻。还有卖花花绿绿布料的，五颜六色的，就像打翻了颜料盘。

教我们物理的吴老师，个头不算高，可精气神就跟充了电似的十足！他都40多岁啦，瞧着还跟小伙子似的。

吴老师教物理那叫一个绝，知识点就跟变魔术似的，从他嘴里出来，我们一下子就懂了。而且，吴老师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最让人羡慕的是，他40多岁的时候，娶了个20多岁的年轻漂亮的媳妇，简直就是人生赢家，每天脸上都挂着得意的笑，就像中了大奖一样。

这一年，菏泽地区闹地震，可把大家吓得不轻。这地震很可怕，一下子就带走46条鲜活的生命，还让5000多人受了伤，家家户户都忙着防震抗灾。吴老师也不含糊，在他家住房前面盖了间轻质小屋，这小屋还正好在一棵大槐树旁边，就像大树底下好乘凉一样，感觉有了大树罩着，啥都不怕。

吴老师热情得很，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他家帮忙整理小屋。我们帮忙先铺上干净的席子，接着又铺上漂亮的褥子，再加上喜庆的被子，这小屋一下子就变得温馨起来。

吴老师还一本正经地给我们科普，他指着大槐树说：“同学们，根据牛顿力学原理，就算旁边的房子塌了，这大槐树也能抗住倒塌的冲击力和压力，安全得很，就像上了个保险！”。他来到我们宿舍，又指着那二十多张双层铁床说：“看这些铁床，根据牛顿力学理论，这些铁床也能抗住房子的倒塌，大家都挤在双层铁床的下一层，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安心睡觉吧。”

我们听着吴老师的话，心里感觉不那么害怕地震了。后来地震也没再折腾，我们就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这段日子，照常学习。吴老师的“牛顿力学安全屋”也算是立了大功！

1983年，山东省出了个模范人物，那就是张海迪。就好像一阵春风突然吹进校园，团中央扯着嗓门号召我们学习张海迪！我们教政治的孙老师，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积极负责这件事！有次上课，就跟说评书似的，把张海迪的事讲得绘声绘色。什么张海迪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人家那成就就跟坐火箭似的往上蹿，学外语、搞创作，那本事大得很！

我们这帮学生，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都把张海迪当成了大榜样。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叽叽喳喳地讨论：“你瞧瞧人家张海迪，身体都不方便，还能有这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四肢健全得跟小猴子似的，要是学习还搞不好，那可太丢人啦！”

于是乎，教室里那学习的劲头就跟火上浇油似的，蹭蹭往上涨。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发誓要为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出把力，就好像自己马上就要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似的！那时候的我们，就觉得只要努力学习，未来的世界肯定会被我们折腾得翻天覆地，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们可有些太天真。

1983年，国家下了个超厉害的决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这就好比是给那些坏家伙们下了通缉令，要“从重从快，一网打尽”，就像用大网把那些捣乱的鱼都捞出来一样！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街上还真有那么些小青年，活脱脱就像小流氓。一到傍晚，他们就像个小尾巴似的，在路上偷偷跟踪青年女职工或者女同学，搞得人家心里七上八下，害怕得很。我们学校大部分同学都住校，可也有几个家在县城的同学，晚自习完了要回家。为了安全，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得亲自接送，就像护送小宝贝一样，生怕出点啥岔子。

我们还参加过公审大会，那场面很是热闹，不过对那些小流氓来说可是世界末日。只见那些小流氓一个个被判刑。有的倒霉蛋更惨，直接被拉到县城南面的小沙河去枪毙。那些即将被枪毙的小流氓，被五花大绑得像个大粽子一样，背上还插着个木制的大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还打了个大大的红叉。

严打这一招很管用，社会治安快速好转，就像给县里来了个大清洁，把那些坏东西都清扫干净！马路上再也看不到那些偷偷摸摸的小尾巴，大家走路都更有底气，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安全又美好！

读高二时，我的脸上不知道咋搞的，突然就长疮啦！那疮就跟个赖皮糖似的，死死黏在我脸上不走了。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学习，像个小陀螺似的在知识的海洋里疯狂打转，根本没功夫搭理这脸上的疮。再说了，兜里干净，也没有钱去治疗。这疮就在我脸上安了家，一住就是小半年。等它终于“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好家伙，给我脸上留了一堆斑痕。特别是鼻子下面，还留了条缝，现在还有。

还有一回，我闹痢疾，那简直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拉得我腿都软了，人都快虚脱成一张纸。就在我快要“挂”的时候，刘平同学闪亮登场！他像个超级英雄一样，带着我就往医院跑。看病拿药一条龙服务，还拍着胸脯说他家能报销，坚决不要我的钱，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这刘平同学，长得那叫一个帅，个子很高、一表人才、相貌堂堂，走在路上，回头率那是杠杠的。高三的时候，他就去黄岗公社当税务员了，还弄了个大摩托，每天在黄岗和县城的家里之间风驰电掣，那潇洒劲儿，把我们羡慕得不行。

可天有不测风云。他骑摩托和汽车相撞了，出了严重的车祸，就这么走啦。多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真是太让人痛心！他刚娶的媳妇，后来也改嫁了。人走茶凉，世事无常，想想都觉得很惋惜。

时间来到了1984年，终于到了高三下学期，也就是要准备考大学的时间了。但1984年的高考，并不按套路出牌！正式高考前，先给你来个“预考大闯关”，菏泽地区统一命题，监考老师全是外县的老师，眼神犀利得很。各个县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因为预考通过率只有50%左右！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同学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终于到了预考那天，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同学的汗滴在课桌上的声音。我疯狂输出脑细胞，写完最后一题时，笔尖都冒烟了。成绩一出来后，仍是单县一中第二名，实际上也是单县第二名。虽然不知道在菏泽地区能排第几，但获得正式高考资格证完全没有问题。

预考通过的同学，在正式高考前就要报志愿。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正拿着高考志愿表，上演一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大戏。

第一志愿，当然要冲击一下。班主任张老师推了推眼镜，用战略性忽悠的语气说：“同学们，志愿要大胆报！万一中了呢？”

年级第一的曹同学优雅地填写了北大。年级第二地我热血沸腾：“我报清华！化学系吧，冷门点，提高中奖率。”第三名推了推眼镜：“我报复旦，毕竟上海比北京暖和些。”

第二志愿，这个可能更现实些。“第二志愿要稳！”张老师给我说，“电子工程专业，热门！华东工程学院（后改名为华东工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名气不大，但也是很好的重点大学。你录不上清华，还能去这儿学电子这热门的技术。”

我点头如捣蒜，其实心里想： “电子工程是啥？造收音机还是电视机？”但“热门”俩字听着就高级，就报了。

1984年高考时间为7月的7、8、9日。考试科目和分数分别为语文120分、数学120分、物理100分、化学100分、政治100分、外语100分、生物50分，共计690分。命题当然是全国统一。

考试的前一晚，7月6日，在我住了三年的单县一中宿舍里，我像条咸鱼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根本无法入睡。半夜里爬起来，在学校转了一圈，又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但脑子里仍翻江倒海，求学路上的坎坷经历，在脑子里转来转去。

学校的操场上，三中、四中和五中这些县城以外的同学们，横七竖八躺在塑料布或凉席上休息。带队的老师时不时的拎着手电筒巡逻，偶尔看到有些同学还在拿着手电筒翻看书，就悄悄地劝说他们早点睡觉。

7月7日上午，我揣着湿毛巾进入考场，当成我的防困神器。打开卷子瞬间，手抖得厉害，几乎无法写字。直到看见第一题，看拼音写汉字，我一眼就看出是“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必须严肃财政纪律”这16个字。这类似的句子在我们政治课上早已学了很多遍，闭着眼都能写。顿时心情放松，手也不抖了。

但轻松终结于第4题，卷子上一篇长长的文章，介绍了人类文明发展史，这一道大题就30分。我盯着文章里的蒙昧阶段、野蛮阶段、文明阶段的划分，立刻感觉到高中不学历史真是个错误。好在这个大题里又分为11个小题，还是能得很多分的。

文言文部分30分，前面的一半都是课本中的内容，我自然都会的。最后一题是没有学过的文言文，就是这么一段。“戴进，锻工也，为人物花鸟，肖状精奇，直倍常工，进亦自得，以为人且宝贵传之。一日，于市见熔金者，观之，即进所造，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糈？意将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铄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缣素，斯必传矣！”进喜，遂学画，名高一时。”这一段实际上讲的是明代著名画家戴进的轶事。但我当时自然也不明白这些知识背景。比如翻译“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糈”，即“我竭尽自己的心力来做这些东西，难道只是为了得到粮食吗？”，当时对“糈”这个字也不怎么理解。“能徙智于缣素，斯必传矣！”，把你的聪明才智转移到缣素上，可缣素是什么东西啊？实际上，缣素就是画绢，因为当时不了解戴进是画家，甚至高考之前从来也没有见过在绢上画的画，理解这些词就比较困难。估计丢了一些分。

最后是50分的作文，题目如下：有的同学说：“每逢写作文，自己常常感到无话可说，只好东拼西凑，说一些空话套话，甚至编造一些材料。”有的老师说：“每次学生作文，我都辛辛苦苦地批改、讲评，但是学生往往只看分数，不注意自己作文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提高不快。”请针对上面两段话所反映的情况，联系自己和周围同学的现状，以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为中心，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题目自定。

我看着这题目，脑袋里“嗖”地一下就冒出个想法：写作文，得好好观察生活细节！我想到了我们农村那豆角的生长过程。豆角刚冒芽的时候，就像个害羞的小姑娘，偷偷地从土里探出头来，嫩生生、绿油油的。过几天，它就开始伸展藤蔓，那藤蔓就跟调皮的孩子似的，到处乱爬，一会儿缠上这个架子，一会儿又和旁边的豆角藤来个拥抱。等豆角长出来了，一串一串的，就像绿色的小月牙，挂在架子上，风一吹，晃晃悠悠的，可爱极了。还有那小麦的分蘖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就那么孤零零的一小棵，慢慢地，它就开始分蘖，一棵变两棵，两棵变四棵，就跟变魔术似的。那一个个分蘖就像农民的一个个希望，盼望着来年的好收成。我把这些农村常见的场景写进了作文里。不过，等我写完了，再回头看看，心里就明白，这也就是一篇中规中矩但不太出彩的作文，就像一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

中午抓紧时间休息了一会，准备下午的数学考试。数学题还是很难且内容广泛的。包括了数列、极限、方程、多项式、极坐标、三角函数和立体几何等等。我们没有学过极限，我自然也不会做。其他题目有的会，有的就没把握，也只能尽力而为。有一道12分的证明题我记忆犹新，即“已知三个平面两两相交，有三条交线，求证这三条交线交于一点或互相平行。”这道题就是数学课本中总复习的第一题。学习的时候，我把总复习的所有题目都搞得很清晰，就是没认真做过这道题。但我在考场上想了一会，还是比较有把握地证明出来了。

考完语文和数学，心态一下子就放松了。7月7日晚上呼呼大睡。8日上午继续考物理。物理试卷中，原子基态能级、相干波源、运动方程这些家伙，就像我熟悉的小伙伴，一个个地解决。法拉第感应、欧姆定律还有变压器之类，更是我的老相识，轻轻松松就能“拿捏”。理想气体方程更不在话下。

那些力学试题，什么受力分析、运动状态变化，感觉分分钟就能搞定，即使是最后那10分的附加题，我也尝试着做了做，至少还能得几分，毕竟当时还报了清华。

要说物理考试印象最深的题，那非估算地球大气层空气的总重量这道题莫属！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脑袋“嗡”地一下，有点发懵。我稍微定了定神，眼珠子一转，灵感就来了。我想，地表大气的压强不就是空气的压力造成的嘛，把压强乘以地球表面积，就是空气的总重量啊。

8日上午的物理战场硝烟刚散，下午又继续考化学。这化学题像乖宝宝，基本都在课本这圈子里打转。溶液、方程式、分子式啥的，就跟老朋友似的。原子的电子分布、规整的晶体、气体的小泡泡以及化学实验题，基本上都是学过的内容。那10分附加题，我也硬着头皮冲了冲，应该还能得几分的。

9日继续考英语、政治和生物。先说说这政治，选择和填空，那都算是小喽啰，真正的大题是简答题。比如商品生产的条件、劳动生产率变化对商品价值量的影响、人们修水利是否能改造客观规律、马列理论的活学活用、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些，照本宣科地把答案往卷子上填写即可。还有一道题是简答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源泉，我们当然回答说源泉就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可瞧瞧现在，资本家都成了大家眼里羡慕的人上人，世事变幻无常啊。

英语简直就是一场简易版作战。读音、词类转换、单词释义，这就像在英语的单词王国里玩拼图游戏。完成句子、选择题、填空题，就跟在英语的迷宫里找出口，虽然简单，但也得睁大眼睛仔细些才能答对。阅读理解也不是太难。那时候英语水平普遍不高，这些题目也出得比较仁慈。既没有英语作文，更没有听力，就这么平平稳稳地在英语的小池塘里扑腾了一番。

最后说说生物，50分的生物题就像一顿开胃小菜。血液、细胞、遗传、骨骼、消化和吸收，这些知识点一个个都在课本里乖乖待着的，把课本里的知识写到卷子上，轻轻松松地就把这生物题给收拾了，感觉不用费力。

1984年7月，我总算把高考这场大战打完了！想我从小学的五年、初中的三年，再到高中的三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束啦。这一路，那真是状况百出。小学的时候，因为骨髓炎这倒霉玩意儿休学好几个月，感觉那几个月都和上学无缘了。初中二年级下半学期，数学和语文教学极为不正常，自己也有点放飞自我，还转了学校才读完初中。就这么着，我居然以倒数第二名的“光荣战绩”蒙进了单县一中，真是运气爆棚。

到了高中，我可真像打了鸡血一样，奋起直追，最后居然以正数第二名的身份去参加高考！高考一结束，我更是彻底放飞自我，把一堆学习资料，还有那些陪伴了三年的书本，统统扔得老远，感觉就像扔掉了身上的枷锁。

回家后也没闲着，老老实实干农活。一会儿去玉米地除草，一会儿又给棉花打药、整枝打杈。我干农活的时候，脑子也没有闲着，时不时就在那儿估算自己的高考分数，就跟个小算盘似的，噼里啪啦地响。

偶尔在路上碰到小学和初中的老师，他们一看到我就问：“考了多少分啊？”然后还来一句：“听说你报了清华，很难考上哟！”我心里也嘀咕：清华估计够呛，上大学应该没有问题吧。

盼星星盼月亮，过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出分数的日子。我们那三个排前三的同学，成绩还是稳稳地占着前三的位置，分数都在540分左右。就是排名稍微变了变，原来的第3成了第1，原来的第1成了第3，我还是雷打不动的第2名。我的各科成绩都是80多分（生物40多分），非常均衡。但考虑到语文和数学的总分是120分，居然也没有考到90分，可见学习基础还是比较差的。

又过了几天，放榜的日子到了。我们这群参加高考的同学，就跟赶大集似的，齐聚单县一中。一中办公室墙壁的大红纸上，写满了考上大学的同学的名字和录取的学校。一数，大约60多名。要知道，我们单县可是100多万人口的大县，再加上二中等其他学校，1984年全县才考上约80个学生，这比例低得可怜，连菏泽师专和菏泽医专等这样的专科学校都算上了。不过，你再想想，1984年我国有10.5亿人，全国本科和专科总共才招生47万人，能考上大学那真是祖坟冒青烟啊！

可惜，我们前三名报的北大、清华和复旦都没能考上。不过还好，都被第二志愿录取了。第一名考上了山大，第三名考上了浙大，我被华东工程学院（入学后改名华东工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录取了，可我觉得这学校名头不太响亮，就跟老师说要不复习一年再考清华？那个娶了年轻貌美妻子的吴老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咱单县一中哪能跟济南、青岛、烟台的好高中比啊，跟泰安、淄博、潍坊的重点高中比也差了一大截，就连咱地区的菏泽一中，咱也比不上。清华和北大，每年在山东就招那么十几个人，单县一中好几年才可能考上一个，可遇不可求啊。再说了，你现在考上的也是重点本科，毕业后一样分配工作，工资跟清华毕业生一样的。电子技术还是新兴学科，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乖乖的去读大学吧！”

1984年，也算是老刘家祖坟冒青烟的好日子！我披荆斩棘，顺利考上了大学，我三哥也考上了北京农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要知道，那年头全国硕士招生才3.3万，这比例就跟在茫茫大海里捞针一样难。而且我三哥可是从排名很靠后的二本院校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一路杀出来的，这就好比开着小破车，在一堆豪华跑车里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那得付出多少努力啊，估计他大学四年都在书堆里游泳吧。

在我们这个巴掌大的小村庄里，一家出了两个厉害角色，一个去了北京，一个奔向南京，就跟两颗璀璨的星星突然在小村庄的夜空中闪耀起来。这消息一传开，村里人的眼睛都亮了。

再说说我那老爸老妈，以前啊，他们整天愁眉苦脸的，就担心我们俩小子娶不上媳妇，要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这下好了，我们考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消息一传来，他们笑得合不拢嘴，那心里的负担就跟气球泄了气一样，“噗”地一下就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