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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庄到火星（第五章、刘庆会）

以轻松幽默的风格，自述了一位农村娃，成长为科技工作者，参加嫦娥探月和天问探火，并做出一点贡献的故事。六十年的人生阅历，凝聚成了17万字。另外，以诗歌或散文，介绍工作科研、科学普及、差旅见闻、风花雪月、杂感等等。

5  金陵的大学（1984年9月-1988年7月）

1984年8月底，我拿着华东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扛着被褥和衣服，要去南京报到了。

父亲把我送到安徽砀山火车站，在这儿乘火车去南京。车站内的小贩吆喝着贩卖砀山梨，黄澄澄的非常诱人。砀山梨非常有名，皮薄多汁、酥脆爽口、香甜无渣，被誉为“中国梨王”之一。

在等火车的间隙，我透过候车室的窗口，看来来往往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火车。当那些钢铁巨龙喷着白汽进站时，我非常吃惊。原来课本里”呼啸而过”的火车，真的会掀起一阵能把瘦子吹跑的风。

晃晃悠悠，坐了大半夜的绿皮火车，终于来到了南京。刚进站，就被热情的接站的同学，指引着进了学校里派来的汽车，并把我们这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拉到了学校的大礼堂，办理入学手续。

办理手续时，我就有些内急，但看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厕所。当内急升级为”红色警报”时，突然发现大学的厕所居然都藏在楼里！在我们单县，厕所都是独立的小房子，到处飞着苍蝇的。

我被分到了84-462班，电子工程系无线电技术专业。我们这个班共有40多名学生，其中我们9个男生分在了一个宿舍。宿舍内有5张双层床共10个床位，第10个床位是放行李的。每个人根据床上早已贴好的名字找到自己的小窝，挂上蚊帐，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宿舍的9个人来自全国各地。有黑龙江的鞠同学、内蒙古的班同学、新疆的戴同学、辽宁的刘同学、山西的李同学、河南的赵同学、湖南的易同学、江苏的康同学和山东的刘同学就是我了。同学们操着有些方言的普通话，七嘴八舌地交流着。

第一晚的“卧谈会”主题很明确：高考分数大比拼。山东的我、江苏的康同学、河南的赵同学、湖南的易同学纷纷亮出500多分的高分，相视一笑。而新疆的戴同学和内蒙古的班同学淡定甩出400多分，轻飘飘一句：“我们那儿，400多分就很高了。”

确实如此，高考分数只是体现了各省市教育水平的差异，和个人的智力几乎无关。比如新疆的戴同学虽然高考分数比我们低，但很快就成了我们宿舍的学习尖子。

华东工学院校园内有个校门，古朴厚重，坚实的材料历经风雨，岿然不动。“团结、献身、求是、创新”八个大字，刚劲有力地镌刻其上，熠熠生辉。“团结”凝聚人心，师生携手共进，共筑温暖集体。“献身”点燃激情，大家为事业与祖国无私付出；“求是”如灯塔，指引着师生尊重真理、严谨治学；“创新”似号角，激励着众人突破传统、开拓前行。这八字校训，入学时老师就给我们反复讲解，到现在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华东工学院的校园非常大，占地2000多亩。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一座大公园——每到春天，茂密的小森林里开满了淡蓝色的二月兰，微风拂过，花瓣轻摇；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悬铃木，枝叶交错，洒下一地斑驳的光影。而在1984年，校园里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各式各样的大炮静静地停放在路旁或空地上。课间时，我们这群调皮的学生甚至会拉着炮管玩，那沉甸甸的金属触感，至今难忘。

为什么校园里会有大炮？原来，我们学校的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炮兵工程学院，多个系都带着浓厚的军工色彩——一系造枪、二系搞炮、三系炸火药，而我们四系（电子工程系）则专注于雷达技术。这些专业的设定，让校园里弥漫着一种硬核的理工氛围。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得数军训时的实弹射击。学校用卡车把我们拉到我们学校的靶场，每人发一支步枪和五发子弹，目标是数十米外的靶心。别的同学动作麻利，咔嚓几下就把子弹压进枪膛，可我手心冒汗，手指发抖，怎么也塞不进去。最后，指导我们的兵哥哥看不下去了，一把抓过子弹，“啪啪”几下就替我搞定，还笑着摇头：“你这胆子，得练练啊！”

靶场前面有一道突起的土墙，底下还挖了深沟，兵哥哥就猫在沟里，举着一根长竹竿，像交通指挥一样，左右比划着告诉大家打中了几环。“卧倒！”指导员一声令下，我们齐刷刷趴在地上，紧紧攥住枪栓。“射击！”顿时，噼里啪啦的枪声响成一片。我眯着眼睛瞄了一会，扣动扳机，“啪啪啪啪啪”——五发子弹瞬间打完，至于中了几环？竹竿晃来晃去，我也没太看明白。后来告知我是五发子弹打了30多环。

本以为射击就此结束，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沟里的兵哥哥刚探出头，突然“砰”的一声，又有人开了一枪！所有人吓得一激灵，幸好那位同学枪法不准，子弹不知飞哪儿去了。指导员气得大吼：“谁还藏着子弹没打？不是说了要报数吗！”原来有个慢半拍的同学没跟上节奏，闷头又补了一枪，差点闹出大新闻。最终，这位慢枪手被狠狠训了一顿，而我们为期一周的军训，也在这惊险又刺激的插曲中画上了句号。

上大学时，我们还有助学金，并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分多个等级。我来自山东的产棉区，家里种棉花能卖点钱，勉强混了个中等助学金，每月13元。而那些来自产粮区的同学，直接领到了每月19元，在食堂能豪横地点两份荤菜，羡煞旁人。至于那些父母双职工的同学的助学金基本为零，全靠家里寄钱过日子。

当时，13元还是能基本吃饱饭的，因为食堂的物价很亲民。米饭5分，素菜1毛，荤菜2毛，汤还是免费的。如果去得早，免费汤里也能搞出点骨头解解馋。我还带了大姐支援的全国粮票，可以直接换成食堂的饭票，米饭的5分钱也可以省了。当然，还会从家里再要一点钱，用来买邮票、肥皂、牙刷、牙膏之类。

大学的教学模式和高中相比，那简直是天差地别。在高中的时候，身边总有老师像守护神一样严格管理着我们。每一堂课，老师都紧紧盯着我们，督促我们认真听讲。课后的作业和复习，也都有老师细致地检查和指导。关键是，那时候每个同学心里都揣着考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就像有一股无形的动力在推着我们向前跑。大家每天都卯足了劲儿学习，恨不得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书本上，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炽热。

可到了大学，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学校的管理变得十分宽松，老师上完课就拍拍屁股走人，不会再像高中老师那样时刻盯着你。一下子，大量的时间都交到了我们自己手里，怎么安排这些时间，全靠自觉性。一开始，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这种自由的节奏。

在大学里，我就像一只从笼子里放飞的小鸟，心态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以前高中那种紧张的学习状态，好像一下子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晚自习的时候，我有时候都懒得去教室学习。觉得去教室还得跑来跑去，怪麻烦的，还不如待在宿舍里做作业。可宿舍毕竟是休息的地方，学习的环境和气氛跟教室比起来，那真是差远了。一会儿舍友聊个天，一会儿又有人进进出出，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学习。

到了晚上睡觉前，高中养成的好习惯也被我丢到了脑后。在高中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会把当天学过的知识仔仔细细地梳理一遍，就像整理自己的宝贝一样，把知识点都弄得清清楚楚。可到了大学，熄灯之后，我不但没有去复习知识，反而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起了小说等闲书。沉浸在那些精彩的故事情节里，我常常忘了时间，直到困得眼皮都打架了，才依依不舍地放下书睡觉。

当时我还特别喜欢看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书籍。北京政府那几位大佬，什么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个个都是戏精。袁世凯前脚刚想着把皇帝这顶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后脚就被护国运动打碎了。段祺瑞扯着嗓子喊武力统一，口号喊得比打雷还响，结果自个儿先被部下搞下去了。曹锟更绝，直接花钱买总统，本以为能在总统宝座上风光一把，没想到冯玉祥一出手，他就被搞倒了。

再瞧瞧各省市的那些军阀，那简直就是一场地方豪强争霸赛。云南的唐继尧、龙云、卢汉，贵州的刘显世、王文华、周西成、王家烈，四川的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他们就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把民国这出大戏演得那叫一个热闹。唐继尧在云南搞联省自治，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弄了个云南王的头衔，美滋滋地当起了土皇帝。四川那几位更是有意思，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俩为了地盘和权力，打得昏天黑地。

要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得是李宗仁的自传。他在书里写了这么一件事儿，打仗的时候，为了笼络人心、稳定队伍，他当着众人的面，“砰”的一枪就把自己当兵的亲戚给打死了。我当时就瞪大了眼睛，心里直呼：“我的个乖乖，这些大官的心肠比铁还硬啊！这要是搁我身上，哪下得去手啊！”

我当时就琢磨着，将来要是自己运气爆棚，真混上了一官半职，可千万不能学他们啊。这种玩权术实在太可怕了。不过自己一辈子也没有当过官，当时有点想多了。

大学当然主要是学习。第一学年主要是基础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英语、计算机基础、电路分析、机械制图等，当然还有体育。和高中相比，大学课程的节奏快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尤其是高等数学，简直是个硬骨头。教我们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讲课嗓门洪亮，哪怕坐在能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还有位助手专门负责批改作业，且特别认真——有时候我题目做不出来，偷个懒，只写了一半的推导过程就抄个答案交上去了，结果作业本上必定会留下几个鲜红的大字：“怎么得出来的？”期末成绩嘛，及格而已，没挂科就是胜利了！

不过，大学物理，倒成了我的“舒适区”。课程内容很广，从经典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到相对论、量子物理甚至原子物理都有涉及。我高中物理底子不错，再加上兴趣使然，这门课居然破天荒地考了90多分，还差点被拉去参加什么物理竞赛。

英语课用的是当时风靡一时的《新概念英语》原版教材，主打听说读写全面训练。教我们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简直是个英国迷——从莎士比亚到披头士，从下午茶到英超联赛，提到英国就两眼放光。可惜我英语基础一般，又懒得背单词，期末考试也只能在70分边缘徘徊。

计算机基础课是另一位温柔的年轻女老师教的，她说话轻声细语。教室又太大，后排同学根本听不清。所以她每次上课都得戴着话筒、连着喇叭。上机实践时，我们要用Fortran语言编程。对我这样的从农村来的学生来说，面对闪烁的终端屏幕简直是一头雾水。学校那台庞大的计算机MV 8000拖着几十个终端，每人分到的上机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少得可怜。我写的程序代码经常报错，而班里那位北京来的赵同学却能让代码顺利运行，真是让人羡慕。

电路分析课里全是外国人的名字：欧姆定律、诺顿定理、基尔霍夫定律、戴维南定理……第一次看到“戴维南”时，我还激动了一下，以为是哪位中国科学家的贡献，结果一查，人家是法国工程师莱昂·戴维南，专门研究电报的。

虽然是无线电技术专业，我们还要学怎么用三视图精确绘制机械零件。我画的图纸总擦得脏兮兮的，而室友康同学交上去的作业却干净得像印刷品，线条规整得能用尺子量。每次看到他画的图，我都默默把自个儿的图纸往书包里塞深一点。除了理论学习外，我们还参加了精工实习，亲手体验了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各种机械加工的过程。最让我得意的是，我还用自己的双手打造了一个实用的书夹，虽然做工可能不算精致，但那份成就感至今难忘。

体育课也很重要的。跑步、跳高、跳远这些基础项目还算友好，但一到球类——篮球、排球、足球——我就成了场上的移动障碍物，球见了我都得绕道走。

武术课上，我们学了一套简易地长拳，动作行云流水，虎虎生风……可惜只有”风”没有”虎”，空有架势没有力量。至于引体向上？更别提了，我手臂力量约等于煮熟的面条，根本拉不上去。所以每次考试，我都是用举杠铃代替。当然，每次举完杠零后，都是腰酸胳膊疼。

3000米长跑是逃不掉的，每次必考，但我自有妙招。身高1米78的我灵机一动：物理知识不是白学的！跑步时我把上半身使劲往前倾，让体重产生一个前向的分力，变成免费的助推器，省力又高效。同学们纷纷侧目：”这哥们跑步怎么像在鞠躬？” 我心中窃喜，这招虽然懒，但管用啊！当然，体育老师看了直摇头：”你这是科学作弊，不值得提倡！”

上了大学，大家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们班或者小组时不时就会组织一些活动，很是热闹。

我们小组一共有十二个人，我们宿舍的九个男同学，还有三位青春靓丽的女同学。其中，来自江南水乡的杨同学，简直就是我心中的女神。还记得新生入学大会上，她代表全体新生发言。落落大方地走上台，一开口，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就像山间潺潺的溪流，流淌进了很多人的心里。她长得漂亮极了，眉如远黛，眼若星辰，而且做事雷厉风行，还多才多艺，让人打心眼里佩服。

有一回学校组织大合唱比赛，我们选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杨同学自告奋勇当指挥，带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她总是耐心地跟我们说：“唱歌啊，要用心去唱，把情感都倾注进去，可不能只是扯着喉咙吼。”在她的指导下，我们渐渐找到了感觉，大家的合唱水平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到后来，每当她那纤细的白白的手指轻轻舞动，我们的歌声就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优美地从喉咙里滑出，那和谐动听的旋律，连我们自己都陶醉了。可惜，在一年级下半年，杨同学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一年。她再回来的时候，成了我们的学妹啦。

周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像一群放飞的小鸟，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游玩。我第一次见到的城市大型公园，就是玄武湖公园。一走进公园大门，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到了。两个用五颜六色的鲜花精心雕塑而成的巨龙，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巨龙张牙舞爪，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真是太壮观了。再看看那湖水，微波荡漾，清澈见底。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就像洒下了无数的碎金。湖岸边，垂柳依依，柔软的柳枝像少女的长发，随风轻轻摇曳，偶尔还会调皮地拂过水面，泛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湖水里，一群群小鱼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它们时而聚在一起，好像在开一场热闹的派对；时而又分散开来，各自寻找着美味的食物。

要说我们最常去的地方，那还得是紫金山。我们学校就在紫金山脚下，抬脚就到，方便极了。冬天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呼朋唤友地去梅花山赏梅。远远望去，漫山遍野的梅花就像一片粉色的云霞，在寒风中肆意绽放。走近一看，那一朵朵梅花娇艳欲滴，红的似火，白的似雪，粉的似霞，散发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我们在梅林里穿梭，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夏天，我们就喜欢去中山陵和灵谷寺。中山陵庄严肃穆，高大的牌坊、长长的台阶，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灵谷寺清幽宁静，古树参天，梵音袅袅，让人的心灵都得到了一次洗礼，朱元璋亲自赐名”灵谷禅寺”，为明代佛教三大寺院之一。与大报恩寺、天界寺并列为大刹。我们在那里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享受着夏日的清凉。

有一次，我们去紫金山的琵琶湖搞野炊。那湖水清澈得能看见湖底的沙石和水草，不过，湖面上也漂浮着一些落叶。为了能有干净的水来做饭，来自贵州的田同学二话不说，“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湖里。他游到湖中间，小心翼翼地装了满满一桶水。看着他湿漉漉地爬上岸，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桶水仿佛也变得格外珍贵。

雨花台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它即是南京的一处名胜古迹，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更是著名的烈士陵园。我们去了好多次，除了瞻仰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对革命先烈表示敬意以外，还会在那里挑选一些五颜六色的雨花石。那些石头形状各异，有的像圆润的珍珠，有的像奇特的珊瑚，每一块都仿佛有着自己的故事。我们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收藏起来，仿佛收藏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们还去过鸡鸣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被眼前的景象给逗乐了。只见一群尼姑穿着灰色的长袍，剃着光头，乍一看，还真有点分不清男女。她们静静地在寺庙里诵经、修行，那专注的神情，让人不禁心生敬意。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一种与尘世隔绝的宁静，仿佛时间都放慢了脚步。

在众多活动中，去秦淮河游玩成了大家心心念念的事。早在高中的语文课本里，我们就跟随朱自清的笔触，领略过那灯光桨影下的秦淮河的独特韵味。“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景象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当时在课本上读到这段描写，秦淮河就像一位神秘的佳人，在我的脑海中勾勒出了朦胧而迷人的轮廓，让我心生向往。

终于有一天，我们浩浩荡荡地奔向了秦淮河。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漫步在秦淮河畔。那一盏盏昏黄的灯笼，就像一颗颗温暖的星星，点缀在河畔的建筑上，发出柔和而迷人的光芒。河面上，一艘艘小船摇曳着，船桨在水中轻轻划动，泛起层层涟漪。桨声轻轻，仿佛是岁月在轻声低语。微风拂过，带着河水的湿润和淡淡的水汽，轻轻抚摸着我们的脸庞。

我们顺着河边缓缓前行。此时的秦淮河，就像一幅缓缓展开的历史长卷。河两岸的建筑古色古香，飞檐斗拱，雕梁画栋，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故事。河水中倒映着两岸的灯光和建筑，五彩斑斓，如梦如幻。我们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纸醉金迷的年代，看到了文人墨客在船上吟诗作画，柳如是董小宛们在画舫中轻歌曼舞。六朝金粉，十里秦淮，悠悠的河水，流淌着往昔的绮梦，承载着岁月的柔情。

后来，我们的脚步越迈越远，甚至去了更远的燕子矶。燕子矶就像一座孤独的勇士，屹立在长江之畔。当我们一路颠簸，终于站在燕子矶上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极目远眺，浩浩荡荡的长江水奔腾不息，就像一条巨龙在大地间呼啸而过。江水滔滔，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溅起高高的浪花，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厚重。

站在燕子矶的顶端，我们张开双臂，感受着大自然的磅礴力量，仿佛自己也融入了这壮丽的山河之中。远处，大小船只在江面上缓缓航行，在波涛中起伏飘荡。江面上弥漫着一层淡淡的雾气，给这壮观的景色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在这种轻松的环境里，班级里的活动也多了起来。其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当属新年晚会了。新年晚会那天，教室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同学们都各展才艺，有的引吭高歌，用动人的歌声传递着喜悦；有的翩翩起舞，曼妙的身姿仿佛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还有的同学唱起了自己家乡的戏曲，那独特的唱腔和韵味，让大家领略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魅力。

很快就轮到我表演了，说实话，我平时不太会唱歌，但当时张行的《迟到》正火遍大街小巷，我心里就琢磨着要不就唱这首歌吧。我从同学手里接过吉他，清了清嗓子，硬着头皮走上前。我一边摇晃着身体，扯着嗓子大声吼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唱到“烦恼”这儿，我故意拖着长腔，想要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氛围。“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哦，她比你先到”，我刚唱到“哦”的时候，同学们也跟着一起起哄“哦”，这一来二去，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我越唱越投入，到了“她温柔又可爱，她美丽又大方”这句，唱到“大方”的时候，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感觉自己都快把屋顶掀翻了。没想到，我这疯狂的演唱，居然在现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学们都被我的热情所感染，纷纷鼓掌叫好，那一刻，我心里别提有多得意了。

学校的大礼堂不仅放电影，还举办演唱会。我人生中第一次现场听演唱会，就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灯光一暗，音乐一响，我的灵魂就开始按捺不住地蹦跳。虽然身体还在座位上，但手指已经在腿上敲鼓点，脚尖也在地板上疯狂打拍子。

当《酒干倘卖无》的前奏响起，舞台中央那位红裙少女一开口，我就彻底沦陷了。她的歌声仿佛带着魔力，让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酒干倘卖无……” 唱到动情处，我也跟着摇头晃脑，双手在空中胡乱地比划。

正当我沉浸在歌声中时，突然，一只大手拍在我肩上。我一激灵，回头一看——正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那张严肃的脸赫然出现，“这位同学，你要安静听歌，别影响别人。”他压低声音提醒。我瞬间僵住，脸上的陶醉表情还没收回来，就硬生生切换成尴尬的微笑。

那时候，国家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商的风气也吹到了我们学校。不知道是谁脑袋一拍，我们居然想出了个搞商业活动的主意。说干就干，我们瞅准了南京的小批发市场，那儿有好多军大衣，款式挺不错，价格也合适。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就兴致勃勃地跑去，精挑细选了一批军大衣，像一群小商贩似的把它们运回到学校。然后就在校园里食堂边，开始了我们的生意。一件军大衣，我们就赚一块多钱。虽然钱很少，但每做成一笔生意，大家脸上都乐开了花，那种兴奋劲儿，就好像自己成了大老板一样。

我们宿舍的刘同学，那可真有天生的经济头脑。他卖出去的军大衣数量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多，一下子就赚了几十块钱。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几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那阵子，他可神气啦，感觉自己富足得不得了，时不时买点零食给我们分享。多年过去，刘同学真的成了我们宿舍里当上大老板的人。他搞了一个规模挺大的公司，专门负责水族馆的内部建设和布展等。想象一下，那些美丽的水族馆里，色彩斑斓的鱼儿在游来游去，而背后的设计和建设都有刘同学的一份功劳，厉害得很。

1985年,时间一晃就到了第二学年。专业课就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主要学的课程可不少，有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还有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就连党史和大学语文咱也得学，我还选了俄语课作为第二外语来挑战一下。

先说说模拟电子技术这门课，它花了很多篇幅去讲三极管放大器之类。我后来参加工作了，实际用到的基本都是集成电路放大器，感觉之前学的三极管放大器就像是藏在角落里的旧物件，很少有派上用场的时候。数字电子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时序电路那块稍微有点绕人，每次学到这儿，就感觉像走进了一个小迷宫，得费点心思才能走出来。

再聊聊信号与系统这门超重要的课。这课里的知识点，像滤波器、冲激响应、相关处理、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等等，到现在我还经常用到。不过，当年学卷积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脑袋就像被一团迷雾给笼罩了，搞不太清楚。特别是求卷积的反转过程，常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感觉自己就像在一片茫茫大海里迷失方向的小船。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些课程，老师讲得尽量通俗易懂，所以我对课本上的内容倒还能掌握得挺好，就像稳稳地抓住了手中的风筝线。

党史这种偏文科的课程，我相当喜欢。教党史的老师讲课也很生动！他讲到刘邓、陈粟、陈谢这三路大军以“品”字形布局，在江淮河汉之间纵横驰骋，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战略反攻的时候，那叫一个激昂慷慨，就跟说评书似的，听得我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穿越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跟着大军一起冲锋陷阵。教大学语文的老师也特别有意思，他会模仿古代诗人的样子，拖着长长的腔调朗诵古诗词，“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那声音抑扬顿挫，就像一首优美的乐曲，让我听得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古代的诗词世界中。

教俄语的老师很年轻，因为俄语是选修课，班上只有 30 来个学生，且都是晚上上课，人很难到齐。我这俄语学得也不咋地，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物理实验室”（读音大致为：fí-zì-chě-skā yǐ-lā-bó-rā-tō-lǐ-yā）这个俄语单词了。现在，虽说我听不懂俄语，但每次听到普京和扎哈罗娃说话，竟还能从中品出些熟悉的味道，毕竟也曾经在俄语的世界里溜达过一圈。

1986年，满大街回荡着“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这类悠扬的西北信天游歌声，我们也迈入了大学的第三学年。

这一学年，专业课的学习变得更加有深度。课程表上满满当当，像电磁场与电磁波、高频电子线路、通信原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等课程纷纷登场，而且还安排了实验环节，让我们不仅能在书本上学习知识，还能通过动手操作加深理解。

电磁场与电磁波这门课，学起来可真是不小的挑战。它的基础理论抽象得很，就像藏在云雾里的神秘宝藏，让人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刚开始学库仑定律、安培定律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时候，还算能跟上节奏，理解起来不算太费劲。可一到麦克斯韦位移电流，尤其是麦克斯韦方程组，还有用它来描述时变电磁场的变化规律，脑袋就开始发懵了，感觉像是在解一道超级复杂的谜题。不过，电磁波的传播、反射、折射以及辐射等内容虽然难，但都是特别重要的知识点，直到现在，这些课程里学到的内容和概念，在实际工作中还经常用到。

高频电子线路这门课也很有意思，它主要介绍高频信号的产生、放大、调制、解调等知识。这可是一门实用性超强的课程，即便现在，我在工作里还时不时会用到当年学到的知识。不过，当时学的时候也不轻松，那些复杂的电路和原理，让我们费了不少脑筋。

通信原理这门课主要讲解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信号传输、调制解调、编码译码等。教这门课的刘老师文质彬彬的，讲课也是慢条斯理。一开始，好多同学都觉得他讲课节奏太慢，有点着急。可到了学期末，刘老师用几节课的时间讲解了一个通信系统的实例，一下子就把整个学期学的内容串联起来了，就像把散落的珍珠串成了一条美丽的项链。那一刻，大家才发现刘老师的厉害之处。后来毕业设计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刘老师的课题。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这门课，主要介绍单片机的硬件结构、指令系统、编程方法以及它在实际系统中的应用。我们那时候主要学习的主要是8031和8051这些单片机，没想到后来在济南工作的时候，它们还派上了大用场。

除了理论课程，实验课也是丰富多彩。校内的实验是自己动手焊装一个收音机。我记得那是一个调幅收音机，应该没有调频功能。不过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实验结束后，每个人手里都捧着自己亲手做的收音机，心里别提多有成就感了。每到中午，大家就会打开收音机，收听袁阔成讲的三国演义，那精彩的故事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

校外实验是在南京无线电仪器厂进行的，我们实习的车间主要生产示波器。在那里，我们参与了电路板的焊接和调试工作，亲眼见证了一台常用的示波器是怎样从一个个零件，一点点组装生产出来的。这次实习让我们收获颇丰，不仅学到了很多实践技能，还对电子行业的生产流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87年，《黄土高坡》这歌火得不行。“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的旋律，就跟长了翅膀似的，在大街小巷到处飘荡。在这一年，我们顺顺利利地进入了大学的第四学年。这一学年的主要课程略有减少，主要有数字信号处理、锁相环这些听起来就很专业的课程。

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因为之前已经学过信号与系统，有了一定的基础，学起来倒也不算太费劲，就感觉像是在熟悉的知识土壤里继续深耕，很多概念和方法都能较快的理解。锁相环是一种特别常用的电路，比如信号同步和频率合成之类。在当时的课程学习里，它就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一直到现在，在很多电子设备和系统当中，锁相环依旧是经常被用到的关键电路，可见它的实用性有多强。

1987年的夏天，考研成了我们这个年级最热门的话题。那时的我们，很多同学每天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研究生考试做准备。我也不例外，和大家一样埋头苦读。考试科目有五门：高等数学、英语、政治、信号与系统、电子线路，每门100分，总分500分。

不过，和高考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张感比起来，考研的压力小太多了。毕竟那时候大学毕业就包分配，考不上研究生，可以去工作。正因为如此，我虽然也准备了半年，但态度上远不如当年备战高考那样拼命。晚上睡前照样翻小说、看闲书，也没怎么特意去琢磨那几门考试课程。何况，我的这几科成绩本来就很一般。

1988年1月，考试正式开始。第一场就是高等数学，函数、极值、极限、积分、微分、向量、矩阵、行列式、概率……几乎把高等数学里学的内容全考了一遍。明明是寒冬腊月，我却紧张得手心冒汗，还时不时拿湿毛巾擦脸，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惜，不会做的题依然不会，绞尽脑汁也憋不出答案。

接着是英语，试卷先甩来三篇长文章，让我们填空、选择、理解大意，然后又是一大段英文要翻译成汉语。居然没有作文！我暗自庆幸，可转念一想，翻译也没那么容易，很多长的难理解的句子看得人头皮发麻。

到了政治，我反倒有些轻松。毕竟偏文科的内容更适合我，选择题、填空题还能应付，简答和论述题也能写点东西。诸如“唯物辩证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发展商品经济时的宏观调节”，“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主义原理”……虽然每道题都能答上几句，但想拿高分也不容易。

至于信号与系统和电子线路这两门专业课，考得也是马马虎虎，题目不算太难，可我也没发挥出什么亮点。

结果公布后，我的总分好像是319分，但华东工学院研究生的录取分数线大约是340分，我还差了一截，自然没能考上。同宿舍的易同学和戴同学都考上了，全班大约考上了五人。他们平时学得比我扎实，成绩也更好。虽然有点失落，但想想也正常，毕竟考研本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何况自己平常的成绩也不突出。

1988年春节刚过，我们就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毕业设计。我选了个当时还算时髦的题目——基于霍尔元件的转速测量系统。原理其实很简单：把霍尔元件固定住，在转轴上贴个小磁铁，每转一圈就产生一个脉冲信号。再用晶振产生计时脉冲，数一数转一圈的时间里有多少个计时脉冲，在单片机里写个小程序，转速就能计算并显示出来了。

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个小挑战。那是我第一次捣鼓单片机系统和软件，用的是当时流行的8031单片机。现在的朋友可能想象不到，我们那时候写程序可不像用Basic语言那样轻松，而是直接用机器码一行行硬怼！像”78、76、F6、24″这样的十六进制代码，当时，每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搞笑的是，因为程序要经常修改调试，我这个”懒人”连EPROM（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都懒得用，直接把程序存在RAM（随机存取存储器）里。每次断电程序就消失了，第二天又得重新输入。验收那天，我提前一个小时抱着记录着程序的本子，对着自己记的代码”噼里啪啦”一顿猛敲，把程序重新输进单片机。没想到居然一次成功，运行还特别稳定！

不过答辩时还是露了怯。老师问到测量误差分析的时候，我的回答不够专业，最后只拿了个”良好”，与”优秀”擦肩而过。现在想想，当时要是能在误差分析上多下点功夫就好了。不过这段折腾单片机的经历，倒是让我对底层硬件编程产生了兴趣，为后来在济南工作时有时用到嵌入式开发打下了基础。

时间来到了1988年6月，终于迎来了分配工作的时刻。学校的分配原则简单明了，就近就地。分配的时候，老师拿出一张放大版的中国地图，把待分配学生的家庭地址和用人单位的地址标出来，然后拿尺子一量，看看谁离哪个单位最近，就把谁分到那儿去。

比如我们山东省，当时我们班上有三位山东同学。有位姓李的同学，老家在泰安；有位姓杨的同学，老家在济宁；再就是我，来自菏泽单县。当时山东省给我们班提供的工作岗位有三个，一个在泰安，一个在济宁，还有一个在济南。分配结果自然就出来了，泰安的李同学顺理成章回泰安工作，济宁的杨同学回到了济宁，而我，就被分到了剩下的那个岗位——济南试验机厂。

这里头还有个小插曲。济宁杨同学的男朋友被分到了济南。有一天，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去济宁也挺好的呀，离你老家还很近呢。”我一听，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当时年轻气盛，太想去大城市工作啦，济南当然比济宁大多了。都说君子成人之美，我当时真的当了一回小人啊。其实，这位女同学长得很漂亮，白白净净的，五官精致得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一样，说话也是柔声细语的。上课时还曾经偷看过她迷人的侧影或背影，真到工作分配时，拒绝的却那么干脆。

1988年7月，就像一场盛大演出的终章，终于迎来了颁发毕业证兼学士学位证的重要时刻。这一天，校园里到处弥漫着一种既兴奋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大家都在为即将告别这四年的大学生活而感慨着。

校园里就像热闹的照相馆，大家这儿一堆那儿一群地拍照留念。一个个都打扮得那叫一个精神，男同学帅得像电影明星，女同学美得像花仙子，“咔嚓咔嚓”，青春靓丽的美好瞬间定格下来。互相赠送照片的时候，就跟交换宝藏似的。每人一本毕业纪念册，那简直就是大学四年这场超精彩冒险的最佳秘籍，上面写满了回忆和祝福，谁看了不由得感叹这美好的四年。

回想起这大学四年，我的成绩一直处于马马虎虎的状态，肯定说不上出类拔萃，但好在也没有经历过补考的折磨，秉持着60分万岁的理念。多次考试，我都是在及格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试探，能顺利通过就谢天谢地了。

当我从老师手里接过那本紫红色的毕业证书时，心情莫名地有些激动。我轻轻地抚摸着证书的封面，上面的纹路仿佛在诉说着这四年的点点滴滴。打开证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我留着一头长发，面容清瘦，眼神里还带着一丝青涩和懵懂。毕业证书里上记录着：刘庆会，现年22岁，于1984年9月至1988年7月在本院电子工程系无线电技术专业学习，学制四年（本科）。现已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经审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再往下看，是著名的弹道学专家——院长李鸿志院士那飘逸的签字章，就像是一幅灵动的书法作品，透着一股潇洒劲儿。旁边还盖着华东工学院的大红印章，那鲜艳的红色格外夺目，仿佛在宣告着这四年的学习生涯正式画上了句号。

我捧着这本证书，心里五味杂陈。这四年里，有在课堂上为了一个知识点争得面红耳赤的热烈，有在图书馆里埋头苦读的寂静，也有和同学们在操场上尽情玩耍的欢乐。如今，这一切都随着这本证书的到来，成为了过去。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我要带着这本证书所赋予的荣誉和责任，勇敢地向前走。

打包行李时，学校就像个贴心的大管家，给每人发了一捆稻草绳。大家把陪伴自己四年的宝贝书籍啥的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发往即将要去奋斗的工作单位。我自然是把行李发去了济南试验机厂，想着到了那儿开启一段新的奇妙旅程。

到了分别的时候，那场面简直就是一场催泪现场。大家都恋恋不舍的，就像一群舍不得分开的小鸭子。有的同学眼眶都红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差点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决堤。虽说毕业30年的时候，我们也搞了一次大聚会，可还是有一部分同学没能来。想当年毕业一分开，对某些同学来说，那真就跟牛郎织女似的，想见一面可太难！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看到宿舍前的空地上扔了好多搪瓷的洗脸盆和饭盆，大部分都有点掉瓷了，就像长了麻子的小脸蛋，但基本还能用。这些盆可是我们入学时，学校发的第一份见面礼。我这人一向勤俭节约，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盆被浪费，于是就捡了十几个洗脸盆和饭盆带回了山东老家。我老爸看到后夸我说：“这次干得不错啊，不像高中毕业时，啥都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