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轻松幽默的风格，自述了一位农村娃，成长为科技工作者，参加嫦娥探月和天问探火，并做出一点点贡献的故事。六十年的人生阅历，凝聚成了17万字。另外，以诗歌或散文，介绍工作科研、科学普及、差旅见闻、风花雪月、杂感等等。
2 村里的小学（1973年9月-1978年7月）
1973年9月，鲁西南郭庄的土路上，七岁的我背着破布缝的书包，一脚泥一脚水地往村里的小学校跑。教室是用原先的破房子改的，村里的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二十多个小孩挤在一间屋子内，共用一间教室。教室内，泥墩上铺块破木板就是课桌，坑坑洼洼的。挂在前面墙上的黑板，也是一块破木板涂了黑漆，坑坑洼洼的。
上课开始，进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就是我们的石瑛老师。她经常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风一吹，裙摆就跟着跳舞。更绝的是，她一张嘴就是广播里的那种普通话——甜美悦耳，就像唱歌一样好听。我们这群只会说鲁西南方言的小孩当场就被震惊了，进而高兴得活蹦乱跳。
花裙子石老师笑眯眯地打开课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用普通话读书了。”
由于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共用一间教室，老师这堂课教完这边的 “aoe”，下堂课就教那边的“人口手”。教完这边的“1+1”，再教那边的“8+9”。我们这群一年级的小孩，也顺便学习了二年级的内容。
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就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还有那带拼音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词。
一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的内容就更丰富了。印象最深的，就是石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教我们朗诵诗词，”我们都是小社员，早上帮着扫场院” 。
可惜好景不长，我们的一年级还没有念完，教室的墙壁就塌了一大块。这个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个老师的小学校也就关闭了。我们这二十多个孩子也转到两里地外的高庄小学去读书。
高庄小学是附近六个村庄合办的小学，共有五个班级，二百多学生。老师也比较多了。除了像石瑛老师那样的公办教师外，更多的是民办教师。这些民办老师，多为关系户，比如是大队干部的子女之类。
在学习语文时，教我们的张老师攥着本破旧的语文书，用鲁西南土话念到：“十大路线指航程，粉碎林彪复辟梦。团结胜利向前进，继续革命永不停。”底下四十几个小学生扯着嗓子跟读，活像一窝小狗在嚎。
等到老师点到我的名字时，我却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朗读课文，因为原来跟石瑛老师学习时就用普通话读书，结果全班炸了锅，笑话我像小蛮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和大家一样，都用鲁西南方言读书了。
虽然高庄小学没有说普通话的漂亮女老师，但却有漂亮的女同学。我们班的沙雪颖同学，就让全般小男生心里乐开了花。这名字听着就跟班里的大刚、小强等截然不同，人家那漂亮的花裙子一飘，全村的公鸡都忘了打鸣。
沙雪颖同学的花裙子可是稀罕物，红底白碎花，风一吹就跟蝴蝶似地翩翩起舞。小男生们上课时眼珠子黏在她后背上，下课抢着帮她拎书包。
我自然也不能免俗。语文课偷偷地瞄她侧脸，被老师粉笔头精准爆头，引得全班哄笑，沙雪颖回头冲我眨眨眼，我脑门上的粉笔灰瞬间开出了幸福的小红花。
可惜花裙子挡不住考试的无情。小升初时，她没有考上初中。后来听说她嫁到了隔壁村，真是便宜了那个傻小子。
我们班的男同学，爱学习的少，爱打架斗殴的却很多。最厉害的就是两个孩子头。一个是王庄的王小二，一个是高庄的高小九。王小二膀大腰圆，拳头攥起来像俩冻硬的窝头。高小九精瘦如猴，蹿起来能踢到教室门上的门框。全校男生见了他们，都退避三舍，连校门口那条常年龇牙的大黄狗见了他俩，都会夹起尾巴跑得远远的。
王小二的绝技是铁砂掌，能把晒干的泥坯拍碎。高小九则擅长无影脚，专踹人屁股，动作快得跟地里偷萝卜的野兔似的。他俩从二年级打到五年级，不分胜负。最后都没有考上初中，在老家提泥兜子作小工挣钱。
我上学还是比较积极的。有次夜里，月亮亮得很。我做梦梦到要上学了，“嗖”地爬起来，撒腿就往学校跑。一路上，月光照着路，路边知了叫。到学校后，坐在教室里等着上课。但等了一阵子，不见同学，更不见老师。坐了一会，困得眼皮直打架，后来趴在桌上又睡着了。睡了一觉，发现月亮还在天上，闹了半天还没到天亮的时候，想想就可笑。
有一次放学后，我们几个调皮蛋背着歪歪扭扭的小书包，一路上打打闹闹并走到了路边的杨树旁。不知道是谁突然来了灵感，“嘿，咱在这树上刻上老师名字咋样？”这提议就像一颗小火星，瞬间点燃了大家的兴奋劲。我们在光滑的杨树皮上歪歪扭扭地刻下了老师的名字“刘光发”三个字。看着自己的杰作，得意得很。
正美着呢，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自行车铃声。我们几个一看，正是刘光发老师骑着他那辆嘎吱嘎吱响的自行车过来了。等老师骑着车从我们身边经过，眼看着就要走远了，也不知道哪个胆子大的，突然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刘光发！”这一喊，就像捅了马蜂窝，其他几个也跟着喊起来，“刘光发！刘光发！”那声音，估计十里外都能听见。
老师听到喊声，猛地一刹车，车差点都翻了。老师气得脸都绿了，推着车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手指着我们的鼻子，“你们几个小捣蛋，都给我回家写检讨书，明天到班上读！”说完，骑上自行车“嗖”地就走了，留下我们几个在原地唉声叹气。
晚上，我们趴在昏暗的油灯下，咬着笔头，绞尽脑汁地写检讨书。第二天，在班上读检讨书的时候，一个个都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在树上胡乱刻老师的名字，也不敢随便喊老师的大名啦。
农村小学的课程主要就是语文和算术。不过，教我们三年级语文的刘老师也爱唱戏，尤其爱唱河南豫剧。有一天，刘老师迈着大步走进教室，扯着嗓子喊：“同学们，今天我们学唱河南豫剧《朝阳沟》！”
一听这话，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就像一群被捅了窝的马蜂。有的同学兴奋得在座位上直蹦跶；有的同学则一脸懵，小声嘟囔着：“唱哪一段？”
刘老师也不管大家的反应，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唱起来：“亲家母，你坐下，咱们随便拉一拉……”他那声音，就像老黄牛在拉破车，听得大家直咧嘴。不过，还真别说，这豫剧的调调还挺上头，没一会儿，大家就跟着大声唱起来。
我们就这么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场面，热闹得不行。有的同学唱得太投入，手舞足蹈的，把旁边同学的书本都给碰掉了；有的同学唱错了词，自己还不知道，继续扯着嗓子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刘老师又教了一大段，栓保对银环唱的，“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难忘我叫你看刘胡兰。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蓝笔点我红笔圈，我也曾感动得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表心愿。你说过，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这段唱词可成了大家的心头宝，每天都要扯着嗓子喊上几遍。我段唱词我也记忆犹新，现在有时还会哼哼几句。
鲁西南人爱唱戏也爱听戏。农闲时节的晚上，就经常请大鼓说书的艺人来唱戏。有个大鼓老艺人，有一次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村，找个宽敞的地，把大鼓一支，清了清嗓子，“咳咳”两声，那声音就跟打雷似的，一下子就把村里的人都给招来了。大家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端着小板凳的，有拉着孩子的，还有边走边啃地瓜的，把场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老艺人一拍大鼓，“咚”的一声，故事开始啦！这一讲，就是《三侠五义》里展昭大战五鼠的精彩故事。
“那展昭，就跟闪电似的，一袭白衣飘飘，手里宝剑寒光闪闪。再看看那五鼠，个个都是机灵鬼，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那本事也是杠杠的！”老艺人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动作夸张像演大戏。
讲到展昭跟五鼠碰面的时候，老艺人把大鼓敲得“砰砰”响，就像战场上的枪炮声。“只见那展昭大喝一声，‘鼠辈们，休得放肆！’那声音，震得树上的鸟儿都扑棱棱飞走啦。五鼠也不示弱，钻天鼠卢方尖着嗓子喊，‘有本事就放马过来！’”
说到展昭大战五鼠的激烈场面，老艺人更是来了精神，一会儿模仿展昭挥剑的动作，“刷刷刷”，那架势，就像真有一把宝剑在手里；一会儿又学五鼠上蹿下跳，活脱脱就是一群小老鼠。村里的人看得眼睛都直了，一会儿笑得前仰后合，一会儿又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
这故事一讲就是一周，天天都不一样。每天傍晚，大家早早吃了饭，就像约好了似的，都往老艺人那儿跑。有的大爷为了占个好位置，提前一个小时就搬着小板凳在那儿等着，嘴里还嘟囔着，“可不能错过这场好戏。”
有一天，讲到最关键的时刻，展昭眼看就要抓住锦毛鼠白玉堂了，老艺人突然停了下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可把大家急坏了，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就像一群等着喂食的鹅，“别停啊，接着讲啊！”老艺人却笑眯眯地收拾起东西，慢悠悠地走了，把大家的心都给勾得痒痒的。
第二天傍晚，老艺人准时又来啦。大家又围坐在一起，继续听那精彩的故事。这一周下来，村里就像过了一场热闹的大戏节，大家都沉浸在展昭大战五鼠的故事里，连做梦都梦到那些精彩的打斗场面。
农闲季节，也有些走乡串村的杂技艺人来村里表演。有一次，村里来了俩”天外飞仙”——一个黑脸汉子扛着五米多高的竹竿；另一个精瘦小伙穿着补丁褂子，冲我们挤眉弄眼：”老乡们瞧好了，咱这可是王母娘娘晒衣裳的竹竿！”
黑脸汉子把竹竿顶在肩膀，精瘦小伙噌噌往上爬，竹竿左右摇晃但就是不倒。精瘦小伙在竹竿顶上一会表演大鹏展翅，一会表演倒挂金钟，老乡们大声喝彩。中间还有插科打诨的对话，底下黑脸汉子扯着嗓子喊：”兄弟你一直哆嗦啊，怕摔成地瓜饼吗？”上头的小伙就故意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摔下去顶多疼三天，我是怕老乡们不给粮食啊！”全场顿时哈哈大笑。
表演完毕，俩人就敲着豁口的破铜锣挨家挨户要粮食。遇到给一瓢高粱的人家，锣鼓就敲得震天响：”这大娘能活到九十九！”见着只给半碗地瓜干的，照样笑着大喊一声：”够俺们喝一顿面糊糊啦！”
那时候我们村里还没有拉电。全村唯一的大屏幕娱乐，就是公社放映员拉来的那台宝贝电影放映机！可没电咋办？居然有人力脚蹬发电机！
放映员一来，队长立马点兵：“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你们几个小伙子今晚蹬发电机，算你们每人两天的工分！”四个壮小伙摩拳擦掌，心里美滋滋：蹬一晚上等于干两天农活，赚了！就是腿肚子有点抽筋。
各村轮流放电影，我们就天天追着去看。《地雷战》、《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的台词倒背如流。银幕上鬼子刚冒头，全场小孩齐吼：“不见鬼子不拉弦！ ”姑娘们捂嘴笑，老汉们叼烟袋点头：“这帮孩子，变成戏精了！”
最绝的是蹬发电机的小伙子们偷懒时——画面突然会变慢变暗，英雄举刀砍鬼子，刀悬在半空不动又看不清了。观众们瞬间炸锅：“快点蹬啊，鬼子砍死了吗？”蹬车的小伙们累的满头大汗：“瞎叫唤啥，这比驴拉磨还累啊！”
散场后，月光下大伙儿边往家走边学台词：“高，实在是高！ ”连村口大黄狗都跟着“汪汪”接腔。
时间来到了1976年9月，我刚读四年级。广播中循环播放着哀乐声。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我们小学校的土坯墙上也贴满白纸，200多个学生齐刷刷站在操场。没人交头接耳，连平常调皮的学生也都绷着脸。
高音喇叭再次传来哀乐时，前排的老师和同学们“哇”地哭了。队伍中也传来阵阵哭泣声。那天放学没人疯跑，连麻雀都不叫。村口大喇叭循环播放着：“化悲痛为力量——”。很多老乡蹲在田间地头，把眼睛都揉红了。
1976年10月，鲁西南的田野飘着丰收的香气。好消息传来——“四人帮”垮台了！我们小学也沸腾了！200多个孩子举着自制的标语牌，脸蛋红扑扑的，跟着老师冲出校门。我们踩着土路，跟着老师大声高喊：“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打倒四人帮！”大人们也暂停农活加入队伍，锣鼓咚咚响，连村口的黄狗都跟着跑了两步。
实际上就在一个月前，毛主席去世时，广播中经常播出中央领导的排名，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我们这些小学生当时心里想，多亏华国锋排第一能管住排第二的王洪文、叶剑英排第三能管住排第四的张春桥，前十名中有六位好人管住了四位坏人，我们才取得了胜利。
1977年春季，我的大腿钻心的疼，肿得像馒头似的。赤脚医生来看了看，说去县医院看看吧，好像很厉害。老爸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县医院看病。
医生看了一会，眉毛拧成麻花：“得了骨髓炎，需要开刀！”主刀的医生是位上海下来的右派老专家，据说当年曾给资本家的少爷们动过刀的，如今下放来给农民的孩子做手术。
那时候的县医院缺医少药。手术台上，麻药好像过期了，完全不管用。医生的手术刀在我的大腿内侧一划，我瞬间就疼得嗷嗷乱叫、哭爹喊娘。三四个护士死死按住我，主刀医生继续割，场面活像杀猪。手术后更惨，居然没有消炎药红霉素。最后老爸托人搞来了几瓶兽医站牛马用的红霉素，一针打下去，我胸口憋闷得就像被生产队的驴踹了一脚，兽药给人用不太对路啊。
最惨的是伤口居然不能缝合，说是留着口把里面的脓排出来。护士天天拿个大镊子，夹着纱布在伤口里擦拭，天天疼得我惨叫。就这样熬了十多天，终于不再往伤口里塞纱布了，伤口也慢慢长好了。现在，我的大腿内侧还保留了一条五厘米长的伤疤，走路也有点一瘸一拐的。
出院后，我被迫休学三个月，成天躺在床上。有时翻翻语文课本，有时看看数学题，但成绩还是下滑了。正当我觉得前途无望时，教数学的吴景善老师托人捎来口信：“庆会脑子灵光，在家也别闲着！落下三个月的课不要怕，后面再加把劲，成绩还能上来的。”
我一听，感觉又有了点希望，立马更认真地学习了。后来复学时，我瘸着腿走进教室，慢慢地补习功课，期末考试还是比较靠前的。吴老师拍着我肩膀笑着说：“腿虽然有点瘸，脑子还是灵光的！”
1977年的秋天，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好消息，真是给农民带来了新希望。我们村的十几岁的毛头小子们乐得直蹦高，将近三十岁的汉子们也积极备考。我大哥当时已28岁，早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他左手抱娃，右手翻出文革前的课本，一拍大腿，也报名参加了考试。不过由于文革中久未学习，没能考上。那一年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有写”毛主席逝世”的，开头往往是”江河呜咽，天地同悲”，结尾多是“化悲痛为力量”；有写”粉碎四人帮”的，开头多是”金秋送爽，举国欢腾”，结尾当然是“在华主席领导下建设四个现代化”。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超级大鞭炮，在我们小学的每一间教室里炸响，把学生和老师们的心都给炸得“砰砰”跳，瞬间掀起了一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旋风。
过去一下课就像脱缰野马般冲向田野捉知了掏鸟窝的学生们，如今课间都舍不得出去玩了。教室里全是小脑袋凑在一起学习的画面，那场面，就像一群小蚂蚁在忙着搬运知识的粮食。
语文课上，刘老师手持课本，激昂讲述《刘胡兰》：“1947年，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威胁坚贞不屈，从容走向铡刀，牺牲时仅仅15 周岁。”讲完故事，刘老师还鼓励大家学习刘胡兰精神。讨论时，大家都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好好学习刘胡兰，努力学好文化课，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为了能把作文写好，大家都成了故事搜集员。每天放学回家，就缠着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然后第二天到学校分享。写作文的时候，那真是下笔如有神，什么“天上的星星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小河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田野间飘动”之类的句子层出不穷。有个同学写《我的老师》，开头就写：“我的老师像英雄一样，带着我们在知识的大海里遨游。”把刘老师乐得合不拢嘴。
教数学的吴景善老师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公办老师，他离家较远，经常住校。我印象最深的是吴老师做饭拍黄瓜，他先把黄瓜头一切，用菜刀猛的一甩，一下子就把黄瓜头从屋内的菜板上弹到外面的院子里。
吴老师教课既认真又有趣。有一次，吴老师出了个题，井深10米，有只青蛙往上爬，白天往上爬3米，晚上往下出溜2米，问几天能爬出来？话音未落，后排的王小二就举手,10天能爬出来，吴老师笑了，说答案是8天。因为前7天往上爬了7米，离井口只有3米啦，第8天白天往上爬3米就出来了，怎么还会出溜下去呢？同学们哄堂大笑。
吴老师又出了道题，说王大爷家的笼子里有鸡和兔，15个头，40只脚，问有几只鸡？几只兔？这可把大家难住了，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吴老师就会耐心讲解，假设全部是鸡，15只鸡的脚是30只。但实际上有40只脚，比假设少了10只脚。因为兔子比鸡多2只脚，所以需要增加的兔子数量是5只，鸡的数量就是10只了。
不仅仅在学校，在村里也可以学数学。村里的刘大爷就经常出题，说老母猪，十八个奶，走一步，摆三摆，走了一百零八步，总共摆了多少摆？这就是连乘计算，18乘以3再乘以108，自然就是5832摆了。
就这么着，我的数学成绩跟生产队新买的拖拉机似的，突突突地往前冲。很快就是班里前几名了。
1978年的夏天，小升初的考试终于开始了。对于我们这群五年级的农村孩子来说，真是不寻常的一个夏季。我们成了恢复考试制度后的第一批考生。
考试那天，还下了雨。教室里的课桌坑坑洼洼，但我们都坐得笔直，且一个考生一张桌子，连交头接耳偷看的机会都没有。大家手心里全是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老师手里的卷子。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在正式的纸质试卷上答题，不是在地上画，也不是在作业本上写，而是真正的白纸黑字的试卷！
发下数学卷子的那一刻，教室里只剩下笔尖刮擦纸张的沙沙声。我盯着题目，心跳得像打鼓一样，但奇怪的是，一做起题来，手却稳了。那些鸡兔同笼、加减乘除、小数分数，平日里吴老师让我们一遍遍练的题型，现在竟像老朋友一样亲切。我越写越快，到最后甚至有点得意——嘿，这次怕是要考个高分！果然，成绩出来后，我考了93分，这应该是全校前几名的好成绩了。
语文考试，情况却急转直下。在读拼音写汉子的环节，很多字都不会写。比如，有道题是：“下雨天，路有些滑，他不小心打了个lie qie”。我虽然知道应该填“趔趄”两个字，但就是不会写。有些填空题，也选的不对。己、已、巳三个中选字填空，我搞得也糊里糊涂的。给汉字注拼音的试题更是要命，我们平常说话都带着浓重的鲁西南口音，z、c、s和zh、ch、sh根本不会区分，写出来的答案自己看着都心里发慌。成绩出来，我的语文只考了50多分，心想：“这下完蛋了，怕是考不上初中了。”
放榜那天，全校都沸腾了。我也赶快跑到学校，居然在大红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多亏数学帮了我的大忙。虽然语文成绩惨不忍睹，但靠着数学的高分，我还是顺利考上了初中。我们小学40多位去考试，最后也只有10多个学生考上了初中。其他的同学，12岁小学刚毕业，就早早的回家种地、割草喂羊、喂鸡喂鸭，成了地道的小农民了。
网友1：读拼音写汉子的环节，“子”应为“字”。
——作者：谢谢，我后面设法改一下
2：看了两遍了，物质的贫瘠和精神的富有，农村生活的贫困和高昂的生活斗志，风趣的把五十年前一个小孩子的生活，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对半个世纪前历史的真实记录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青年人应该知道和了解的一段历史，珍惜现在和平富足的生活。
3：“我段唱词我也记忆犹新，现在有时还会哼哼几句”中的“我”笔下误吧。
——谢谢。我看看还有没有修改机会。如有将修改
4：有趣
——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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